我们发现，人类历史上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复本位规则，从来只重视占优货币和非占优货币之间比价（法定平价）的设计，而缺乏对国际流动性进行有效管理的经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占优货币彻底摆脱了黄金等贵金属的商品属性，进入一个由主权信用纸币担任主要储备货币的新时代。尽管占优的信用纸币不存在黄金等商品货币的天然稀缺性，国际货币制度中也再无法定平价的约束，但如果不通过有效的国际合作和监督来加强全球流动性管理，克服复本位制的天然缺陷，适度把握全球流动性供给的“总闸门”，世界将在国际流动性短缺导致经济停滞与通货紧缩，或集体（甚至竞争性）量化宽松政策后全球流动性短期泛滥引致的需求过度与通货膨胀这两级之间摇摆不定。对此，我们的政策建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际流动性中引入人民币，为占优货币扩容。要克服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发行国GDP占比作为国际货币“资产抵押”日益下降所引发的国际流动性供给不足这一内在缺陷，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意义重大。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以为人民币提供足够稳健的国际货币“资产抵押”。

第二，建立全球流动性的统计和分析框架，这相当于建立全球流动性协商管理机制的基础设施建设。首先，应建立全球流动性的基础货币即基础SDR统计。目前，IMF已将其分为“核心”流动性（主要指银行体系创造的流动性）和“非核心”流动性（主要指影子银行创造的流动性），但尚未考虑到基础货币层面。其次，应建立各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统计体系。再次，建立“双基础货币统计体系”，区分国内清算和海外清算，分别建立两个清算体系。国际货币发行国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应区分供应国内经济的基础货币和供应海外的基础货币，从而估算国际货币乘数。

第三，以基础SDR增长目标为“锚”，通过协商建立国际流动性的供给制度。《IMF章程》第十八条第一节关于“SDR分配与撤销的指导原则及考虑”指出，“基金在作出关于分配与撤销特别提款权的一切决定时，应是满足全球长期需要（meet the long-term global need），当这种需要发生时，力求弥补世界长期性的现有货币储备，从而促使达到设立基金之宗旨，并避免世界性的经济停滞与通货紧缩或需求过度与通货膨胀”。《IMF章程》第二修正案明确提出，SDR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储备资产”。G20通过的“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框架”也是很好的国际规则先例。在此宏观框架下，与《IMF章程》第一修正案的“长期全球需要”相结合，落实《IMF章程》第二修正案，确立“基础SDR”作为全球货币的基础货币的增长目标。粗略地说，在考虑货币乘数效应后，基础SDR增长幅度应大体上与全球经济产出缺口正相关，与全球通货膨胀负相关，同时兼顾全球资产价格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