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欧元区和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目前还在继续（甚至纷纷开始实施负利率政策），未来超级宽松政策退出时机也取决于两个区域经济复苏的速度，但以美元在全球流动性格局中的主导地位，我们初步判断，一个全球流动性缓慢“萎缩”的长周期即将到来。从总量上看，全球基础货币（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以SDR汇率加权的基础货币加总额）由于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可购买的债务产品从规模到种类均比较有限、其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张终有上限，当前增速已呈下降趋势，未来还可能遭遇断崖式枯竭；同时全球货币乘数已在金融危机期间持续下降，未来难有明显回升。所以，以SDR计价的全球流动性（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以SDR汇率加权的M2加总额）的增速未来总体将呈震荡性下降的态势。从结构上看，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等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流动性在美联储宣布货币政策正常化以后开始分化。美元和英镑的M2增速逐步下降；欧、日两个区域由于量化宽松政策继续延续，M2的增速仍在上升，欧元区的表现尤为明显。我们判断，随着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美元日益走强、美联储加息及其预期将成为推动全球流动性加速向美国集中的重要动因，这对于全球其他区域而言，无异于流动性抽离。对于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而言，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为这些区域造就了一个美元硬货币、相对高利息的外部环境。当前日欧进入负利率区间后，政策利率分化造就的息差足以引致大规模基于“套汇”和“套利”动机的投机交易；即使仅从投资实体经济的角度而言，美国经济当前低通胀、高增长的强劲走势，也足以吸引来自欧、日银行体系和大型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性需求，这些都无疑会推动全球流动性向美国汇集。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全球流动性抽离和结构性错配的影响更加负面。对于巴西、阿根廷、智利、印度尼西亚、南非、俄罗斯等大宗商品出口国而言，由于全球流动性下降和美元走强的双重影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已对其改善经常项目收支蒙上了阴影，且情况很难短期改善。本币贬值及其预期，加上全球商业银行和大型机构投资者的资金重新配置，一旦引致资本项目下的资金外流，无疑将对其国际收支表的平衡及宏观经济稳健增长带来极大挑战。有限的外汇储备一旦被耗尽，这些经济体将进入本币贬值、资本外流的恶性循环。对于东亚那些积极参与了国际产业分工、有一定制造业基础的国家而言（比如马来西亚、泰国、缅甸、柬埔寨、越南），全球流动性下降的影响要小于大宗商品出口国。美元升值（本币相对贬值）和美国消费增长有可能带来经常项目顺差，国际收支改善，但本币贬值对资本项目下资金流出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特别是，当这些国家资本金融账户流入的资金趋于短期化、债务化，而不是较为稳定的长期FDI流入，国际金融市场上资金配置发生向美国集中的大逆转，且贷款利率水平由于美国未来加息预期日渐上升，短期资金外流和债务负担加重会削弱经常项目改善对积累外汇储备的影响。由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结汇是国内投放流动性的基础，外汇储备增速下降通过影响国内流动性增速，对实体经济支持作用将有所减弱。综上所述，虽然从短期看，全球流动性在总量上不会迅速“枯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与短期流动性过剩交织，但从长周期来看，除美国之外其他区域的流动性下降将成为未来一个漫长周期中不争的事实。而全球流动性进入一个相对紧缩长周期，源于复本位制的内生不稳定性和占优货币的再估值。

复本位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是造成

全球流动性周期性短缺的根本制度原因

全球流动性是可用来对国际交易活动进行支付的储备货币或金融媒介，是全球经济活动的基础。在经济全球化和货币国际化肇始的几百年中，人类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全球流动性制度安排。历史上的银本位、金银复本位、金币本位、金块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现在的浮动汇率体系（也称“牙买加体系”）都是解决全球流动性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但本质上都是复本位制度。复本位制的基本特征是，存在一个偿付能力最强的货币，本文称之为占优货币。占优货币和非占优货币之间存在一种中心—外围的依附与被依附结构。

在现在的浮动汇率体系(牙买加体系)下，黄金虽已非货币化，主要发达国家货币以浮动汇率制为主。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外围国家大多依旧采取盯住其对应中心国家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这种币制的本质还是复本位制。其占优货币，也就是最具偿付能力的货币，由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黄金变为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等主要储备货币。从中心—外围结构来看，美元则是处于中心地位的最核心的占优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