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买加体系的一个重要制度特征是，处于中心位置的占优货币发行国的长期性经常账户逆差的融资：一可以通过其资本账户顺差来“借钱”；二可以通过其国际收支缺口来“印钱”。以美元为例，“借钱”的交易对手是以美元为外汇储备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央行将经常项目顺差获得的美元通过资本账户再次投入美国，购买美国国债形成储备资产。这一操作有两重重要后果：第一，美国通过“借钱”获得了经常项目逆差的融资；第二，非占优货币发行国的外汇储备增加（央行资产负债表上资产增加）会导致国内流动性增加。也就是说，一定程度上，非占优货币发行国国内流动性的供应是外生，高度依赖于其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结构和储备资产规模。从中心-外围结构的视角来看，这意味着非占优货币对于占优货币的依附在牙买加体系下有所加强。“印钱”的交易对手则是美元离岸中心的金融机构。在美元离岸市场，银行体系美元存款，并提供美元贷款的服务，产生派生效应。由于美国国债市场具有优秀的流动性、深度和广度，海外离岸中心吸收的流动性会逐渐转化为非占优货币发行国的外汇储备，通过“借钱”的方式又流回占优货币发行国债券市场。这样就形成一个奇怪现象：某种占优发行越多，非占优货币发行国就越“深陷”此种货币资产，形成路径依赖和较强的依附关系。

过去由于黄金流动性不足以支持世界经济、贸易增长所导致的体系崩溃，将由以美元为主的储备货币流动性“挤压”所导致的负面影响替代。由于牙买加体系下，各国货币和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等主要储备货币之间没有法定平价，这种复本位制内生不稳定性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金融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前几种币制有所不同，“特里芬两难”在新的世界格局下展开。尽管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缺乏黄金这样的贵金属和硬资产作为最终偿付手段，但是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等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GDP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就相当于上述主权信用货币充当国际货币和最终偿付手段的“资产抵押”。随着全球经济规模的扩大，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在全球GDP份额中的迅速上升，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等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资产抵押”日益下降。此外，这些国际流动性除了支持全球实体经济、贸易增长之外，还需要支持一个规模日益庞大的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资金流动。美、英、欧、日的GDP份额能提供的“资产抵押”更显不足。因此，国际流动性不足在这种国际格局下已成为常态。这种流动性“不足”或“挤压”，既可以表现为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等主要储备货币的总流动性（以SDR汇率加权）的“短缺”，也可以表现为全球流动性从除美国之外其他区域“抽离”向美国的“汇集”。无论哪种情形发生，流动性短缺都造成了主要储备货币的重新估值（Reevaluation）。当前，随着全球流动性向美国汇集，美元进入一个缓慢升值的通道，这既有美国经济宏观面趋稳走强的原因，更是美元作为第一储备货币再估值的结果。因为这种美元流动性匮乏的格局将缓慢但持续地步入一个新的长周期，美元升值也将缓慢进入长周期。

实际美元指数在1970年代以后经历了三次较大幅度的长期升值。第一次发生在1978年到1985年之间，这一时期由于美国出现严重滞胀，作为基准利率的联邦基金利率快速上升，市场利率水平随之大幅上扬，美元实际指数持续上升普遍被解释为美国利率水平跃升和息差交易的结果。第二次位于1995年到2002年之间，这次美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大幅升值一般被认为与美国信息产业革命和新经济发展有关。第三次是2011年至今，从2014年中期开始，升值幅度明显上升。和上一次升值一样，这次美元持续的大规模币值变化难以用利率水平变迁来解释，更重要的，应该视为美元这一占优货币币值缓慢再估值的结果。

虽然当前的货币格局没有了法定平价的约束，不至于最终崩溃，但是这一轮美元重新估值和以美元为首的全球流动性从美国之外其他经济体抽离并出现结构性错配，将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金融稳定带来新的挑战。

第一，美元经过重新估值以后，升值的趋势将会在一个较长周期中缓慢持续。这会导致其经常项目赤字难以改善，但资本账户资金流入加速，促使美国从短端到长端的债券收益率水平保持低位。作为全球主要大宗商品的定价货币，美元升值的另一重要影响是大宗商品尤其是国际油价的持续低迷。由于能源消费在美国CPI篮子中占比较高，虽然近期美国经济增速较快，但物价上行的压力得以有效缓解，市场对美联储在近期加息的预期有所减弱。这双重因素的共同作用，有利于将美国市场资金价格水平长期维持在相对较低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