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军表示，从国家政策贯彻层面看，完善双重股权结构制度供给，有助于充分调动企业家和科研人才的创新积极性，有助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实，为市场新生力量发展创造空间，推动创新创业“新引擎”加速发力，加快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从资本市场建设层面看，有助于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高A股市场的国际竞争力与吸引力，使境内资本市场成为中国新经济的主场，使投资者能有更多机会参与我国新兴产业，进而真正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多层次市场体系。从公司自身发展层面看，能够满足公司股权融资与控制权稳定的需求，便于公司灵活建立人力资本激励机制，进而加强对企业创新的支持。有助于公司充分优化资本结构，实施长期经营策略，保障其运营免受外部资本的不良干扰，并发挥一定的抵御收购作用。从国际经验比较层面看，这也符合国际发展趋势，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认可。与此同时，境外资本市场防止双重股权结构滥用的规范措施，也为我国资本市场监管应对提供了有益借鉴。基于公司现实需求的正当性及恪守“一股一权”规则的滞后性，提议完善《公司法》对双重股权结构的制度供给，实现我国公司立法由完全禁止向“原则禁止，例外允许”转变。

另外，关于配套制度中普通股东权益的保护，王建军建议对与超级表决权股的重要事项予以规范。一是限制超级表决权股持有者的持股比例、持股年限；二是限制超级表决权股的加权幅度、发行规模、流通转让等；三是禁止已上市公司通过股权重置或资本结构的调整，改变既有股权结构；四是限制超级表决权的适用范围，明确对于公司解散及解散时的利益分配等重大事项，不适用超级表决权；五是设置双重股权拆除机制，规定在一段时间后或满足一定条件时，应将超级表决权股等特别股转换为普通股。

拿起监管大棒

加重欺诈发行犯罪刑罚力度

随着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犯罪屡禁不止，现行《刑法》关于该罪危害性质认识不足、刑事处罚力度不够，制约了股票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和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为健全金融法制，充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有效维护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建议将该罪的犯罪类型从“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移至“金融诈骗罪”，并将罪名修改为“欺诈发行证券罪”，同时提高犯罪刑期，提升罚金额度。

在另一个议案中，王建军的关注点放在了加大对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等证券犯罪的打击力度方面。

王建军指出，随着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犯罪屡禁不止，现行《刑法》关于该罪危害性质认识不足、刑事处罚力度不够，制约了股票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和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为健全金融法制，充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有效维护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建议将该罪的犯罪类型从“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移至“金融诈骗罪”，并将罪名修改为“欺诈发行证券罪”，同时提高犯罪刑期，提升罚金额度。

目前刑法对欺诈发行股票和债券规定最高刑期是5年，这不合理，证券领域里的犯罪，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最多判7年，听消息炒股、操纵市场都有可能判10年，但欺诈发行，最损害市场秩序的罪行只能判5年。王建军认为，罪和刑严重不匹配，此类犯罪多与证券公开发行有关，严重损害广大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具有涉众性强、影响范围广、社会危害程度高、对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破坏性强等特点，由于对相关犯罪主体处罚力度不足等原因，致使该犯罪行为不断发生。

王建军表示，现在真正的欺诈发行，更多的是欺诈社会公众，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居多，人数甚至达几十万，欺诈发行损失不仅仅是企业股东的利益，它潜在的、影响更大的是造成了直接融资成本的提高，监管部门不能容忍有这些造假行为，在资本市场入口端必须要从制度层面完善。

“监管部门不断完善制度，针对各类市场主体的各类行为进行规范，实际上就是在开药方，要进入资本市场各类主体必须把药先服上。”王建军表示，上市难度大，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后端处罚不严，只能在前端审核阶段就把不符合标准的企业拦在门外，这非常艰难，也制约了证券发行的市场化改革。在当前提高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大背景下，必须要提高欺诈发行的违法成本，这一诉求已经非常紧迫了。

王建军表示，这两年资本市场在加大稽查执法力度方面动作很大，不管是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还是处罚的案件数量、处罚金额都下了重拳，但仍有人铤而走险，原因就在于违法违规的制度性成本太低了。“监管对违法违规者给予处罚总得找根棍子，原来是根火柴棍，现在就得变成大棒，甚至利剑，用后端的震慑为前端的注册制改革、证券发行制度化改革打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