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涌现的大量新兴公司，在传统的“资合性”基础上，还具有一定的“人合性”色彩，对于股权融资与控制权稳定的平衡需求较为强烈，但现行《公司法》关于股份公司股东表决遵循“一股一权”的规定，限制了以超级表决权股为代表的双重股权结构的运用，制约了新经济的发展，导致境内双重股权架构企业只能到境外发行上市。建议修改《公司法》第103条关于一股一权的规定，改为“所持每一相同种类股份有相同表决权”，同时修改第131条，授权国务院制定细化性的配套制度。

首次履职全国人大代表，王建军带来了两份议案。王建军的议案从资本市场实际需求出发，一是建议修改《公司法》，完善双重股权结构制度供给；一是建言修改《刑法》，加重欺诈发行犯罪刑罚力度。

在修改《公司法》、完善双重股权结构制度供给的议案里，王建军指出，我国当前涌现的大量新兴公司，在传统的“资合性”基础上，还具有一定的“人合性”色彩，对于股权融资与控制权稳定的平衡需求较为强烈，但现行《公司法》关于股份公司股东表决遵循“一股一权”的规定，限制了以超级表决权股为代表的双重股权结构的运用，制约了新经济的发展，导致境内双重股权架构企业只能到境外发行上市。

王建军建议修改《公司法》第103条关于一股一权的规定，改为“所持每一相同种类股份有相同表决权”，同时修改第131条，授权国务院制定细化性的配套制度。

具体来看，王建军认为双重股权结构除一股附着一个投票权的普通股外，还设置了一股附着多票的超级表决权股或无表决权普通股等特别股，能够避免公司上市后的控制权稀释，契合新经济公司上市诉求。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等提供此类制度安排的资本市场往往更受新经济、新科技企业的青睐，一些境外交易所也在尝试允许双重股权结构企业上市。反观我国，尽管《公司法》允许国务院创设普通股以外的其他种类的股份，但囿于第103条关于股份公司股东表决遵循“一股一权”的规定，双重股权结构关于不同表决权股的设计难以实现。

“其实表决权应给股东充分的活动自由，两个股东之间可以商议，一个股东的表决权大于另一个股东的表决权。”王建军表示，表决权的双重股权结构主要是考虑到公司的发展，以及新模式、新科技及公共领域特殊企业合理的股权安排需求，而不是为了创始人或决策人自身的利益，可以规定这类股份一旦转让就会失去操作权，同时还需在投资者保护方面有些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