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苏伊士很早在澳门以PPP的形式做了供水特许经营。苏伊士新创建执行副总裁孙明华表示不做PPP项目的原因，一是回报太低，接触到的最高只有7%，达不到他们的投资要求；二是风险太大，除了项目本身的风险，政府的支付能力和支付信用也存在疑问。

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一直对PPP持悲观态度。他告诉记者，他们是最早参与PPP的国内企业。1999年的时候，规模比较小，但日子比较好过。因为市场没有这么无序，项目基本可控，有收费做支撑。

“但2013年后，什么东西都打包进来，PPP项目已变形。”文一波表示，金融机构到现在都没有认同PPP项目，将其视作高风险的项目。

北控水务集团副总裁杨光从水环境PPP角度分析称，PPP项目“三分建、七分管”，但现实的情况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例如政府压缩预算、竞争门槛、评比的标准、考核的力度，对运行部分的重视严重不足。

上述隐藏在PPP盛宴下的危机，在遇到今年去杠杆、稳金融等宏观政策后，一一浮现，将不少过分激进、负债率过高、高度依赖回款的环保上市公司，拖入泥淖。

合理运营是关键

环保上市公司交的PPP项目“学费”，让不少公司都印象深刻。规范化，成为很多上市公司的诉求。

近期，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官员纷纷在公开场合表态，配合司法部出台《PPP条例》。该法律的出台将为PPP的规范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除了政策之外，环保业内人士对于资金比例、融资需求、专业运营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马中对于财政承受能力10%的限额，并不认同。他表示，环保PPP项目具有公共服务性，对其还限制公共财政资金比例，这是没有道理的。据其介绍，他曾参与的亚行PPP项目，贷款利率低，还拿到了35%的财政补贴。

金永祥表示，更大的问题是来自资本金的要求。“资本金从以前实际的1%-2%左右提高到了现在政府要求的20%-30%，提高了十几倍。如此大的冲击，投资市场难以承受，我们必须评估20%-30%的要求是否合理。若把比例降到合理的水平，由市场主体，特别是金融机构，去决定具体项目的资本金比例，那么企业的困难就会小得多。”

然而，文一波则向记者表示，PPP项目不管是补贴企业还是政府，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项目要严格入口，一定要有相应的金融品种支持。”

文一波称，PPP项目投资周期长，基本都是几十年，没有匹配的融资工具，比如长债，别说环保企业，央企也走不下去。

此外，金永祥告诉记者，参加PPP投资的民营机构要走出困境，应该从检讨自身管理和经营开始。“宏观环境我们无力控制，加强自身管理则可以防范风险。比如投资决策时，需要有严格的程序和较强的专业能力。”

具体到一个项目，杨光表示，方案研究阶段，就要从全生命周期出发，对未来运行成本进行充分考虑，给予足够预算；招投标的竞争，要强调运营能力，特别是现在EPCO（设计－采购－施工－运营）形式逐渐增多，应该是由运营来统筹前期的规划设计和中间的时空。

经过2018年的波折，环保企业迎来多项融资、基建、财政等利好政策，融资环境开始好转，PPP项目也将迎来转机。

安信证券邵琳琳团队12月2日发布的研报称，近期观察到，民营企业和环保公用事业企业的产业债利差从前期9-10月的历史高位有所回落，其中，环保及公用事业AA评级产业债券利差回落较为明显,以民企为主的环保板块债券融资成本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