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领导人面对共同的灾难，空前一致地加强了政策协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然，我作为财经渠道联合主席，和周小川行长去年我们在主持这个财经渠道的会，过程中我和雅各布·卢财长有非常好的合作，我们有很多不同，但是都达到了一致。到了现在，面对杠杆高企，生产率停滞，经济增长总体缓慢，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贸易摩擦加剧，民粹主义盛行，我不认为负责任的经济学家、政治家、企业家会认为全球的经济已经实质性的、可持续性的复苏。而且各国的政治空间在缩小，协调产生合力就更加必要，我们有太多的事物需要协调。竞争性的降税有没有终点？过去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是25%的税率，是中等偏下的，现在已经逐步变成了税率的中枢了，可能还要往下降，有没有终点？任何一国实行正的进境税和负的出境税能否奏效？那么现存的双边税收协定是不是要重新修订？中国，我忘了，离开财政部4个月我忘了，将近100个双边税收协定，如果出现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各国加在一起到底多少？要不要重新谈判？如果引起全球性的相互报复是什么样的结局？

如何运用好货币政策和适宜的财政政策工具，有效地降低杠杆率又不引发降杠杆过程中的风险，这各国都碰到了，中国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金融监管应当把握到什么程度，使得金融体系是安全的，是不会把纳税人卷入的，同时这个金融体系又能以适宜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加强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分析和风险监控也需要相互的协调，如何加强多边开发机构的作用，动员各种力量，包括私人部门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强薄弱、脆弱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非洲，贫困和自然灾难是地缘动乱的重要原因，减贫和应对气候变化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外部性事物更需要协调行动。

刚才我在手机上看到，巴登-巴登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刚刚结束，在声明中取消掉了反对保护主义。也不再提气候变化的全面合作。我还看到了中国财政部在会后的声明，讲到的是中国财政部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气候变化的合作。所以这个声明中这两点的遗憾肯定不是中国造成的。当然，刚刚会议结束里面怎么协调的我也不知道，可能以后大家也会逐步知道。但是需要全球协调。

今年1月，中国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正式表达了中国领导人加强全球协调的意愿和诚意。

第五，我们处在十字路口上，全球进入了新常态。

这一点中国领导人早有认识，当然也不是中国自己发明的，IMF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就讲到了全球进入新常态的问题，我们2013年提出了中国经济进入了“三期叠加”，也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进而提出三期叠加将是今后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新常态，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要在适度加强需求管理的基础上，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新常态的提出，也是考虑到全球经济在近中期高度不确定性的外部因素所作出的综合判断。中国决心做好自己的事，同时负起应当承担的外部责任。全球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其特点不必赘述，问题在于各方面如何认识，国际如何协调，要注意到科技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革命，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人的意志不能改变的。它将深刻影响各国和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要认识到高杠杆和低生产率的搭配，蕴藏着高风险，危机还有可能不期而至，做好自己的事承担起责任，应当是各国的共同选择。以邻为壑、转嫁风险只会得到报复性的反击，改革常常是由危机触发的，改革、开放、合作是光明之路。危机还可能触发另一种情景就是冲突和对抗，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我们处在十字路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