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十三五”开局之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如何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做好新一年经济工作？《人民日报》4日发表权威人士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作的独家解读和阐释。
其中，在第三问中，权威人士指出，在工作实践中，各地区各部门都要以“十个更加注重”为标尺，对不上的事不能再干，对得上的事要加把劲干。比如，投资没回报、产品没市场、环境没改善等项目不能再上了。相反，有利于引导社会心理、化解产能过剩、提升技术水平、加快人口城镇化、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提高扶贫精准度等事情要使劲地干，创造性地干，拙劲加巧劲地干，努力化大震为小震，积小胜为大胜。
效益是投资的核心
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投资是一个重要的法宝。不过前提必须是有效投资。
贵州省政府参事、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称，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外贸出口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直在“临界点”上博弈，很难再有类似2008年之前的高速增长。而在消费领域，在住房、汽车消费疲软的情况下，内需增长速度也比较慢。因此扩大投资仍然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支撑。
“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没有问题，但前提必须是有效投资、有庞大需求的投资。”广东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说，投资有很多方向，但当前还是要投向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满足社会民生需求的领域。
胡晓登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刺激经济的主要方式就是投资，但也由此带来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很大原因就是由没有效益的盲目经济刺激所带来的后遗症。因此“十三五”期间坚持转方式调结构的核心就在于效益。“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企业投资，必须紧紧盯住效益，才不会造成产能过剩，才不会成为无效投资，才不会刺激通货膨胀。”
长三角某市一位政府部门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走访企业的过程中发现，当地有一些企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进一步扩大产能，造成产能明显过剩，企业生存经营困难加剧，目前已难以为继。
广东一家中型开发商人士对本报分析，现在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之所以高，是因为前几年一二线城市限购，需求受到限制，很多房企就跑到三四线开发。“很多中小房企选择进入三四线城市时，并没有做好足够的市场分析，很多是因为与地方政府熟悉，所以就去了。”
“不能为投资而投资，不能为刺激经济而刺激经济，没有效益，投下去只会有副作用，只能是饮鸩止渴。”胡晓登说，没有效益的投资短期内能够见效，拉动一下GDP，但长期来看负面作用很难消化。
习近平主席在《求是》杂志2016年第一期发表文章指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关键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采取果断措施化解产能过剩，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提高有效供给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包括三大领域:工业、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前两者由企业主导，现阶段工业和房地产已经出现严重过剩，只有基建投资仍有比较大的空间，而基建投资一般由政府主导。在基建投资方面，尽管仍有比较大的投资空间，但要注意避免重复建设以及注意平衡建设的速度、力度。
彭澎说，投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基础设施领域，发达地区可能需要增加密度，而欠发达地区仍存在补足短板的问题。关键在于投资要保持合理的度，包括速度和力度。“欠发达地区需要建，但标准和投资规模肯定跟发达地区不一样。”
而在更市场化的工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领域，目前也存在着严重的工业产能过剩和房地产库存过剩的问题。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这其中有全球性、阶段性因素的影响，但根本上是结构性问题。例如，当前经济下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增长下滑，而工业下滑主要是产业结构不适应需求变化、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企业效益不好的主要原因也是如此。
习近平指出，发展要有一定速度，但这个速度必须有质量、有效益。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表面上是有效需求不足，实际上是有效供给不足。总体上我国产能很大，但其中一部分是无效供给，而高质量、高水平的有效供给又不足。我国是制造大国和出口大国，但主要是低端产品和技术，科技含量高、质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并不多。我们既要着力扩大需求，也要注重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
对此，胡晓登分析，提高投资的有效性与目前我国加快推进的供给侧的改革是紧密相关的。供给侧的改革主要是提高供给质量，包括改进技术、提高科技含量等，现在我国供给侧数量严重过剩，但质量明显不足。
在提高投资有效性方面，严控产能过剩是一个重要方面。在工业方面要加快化解产能过剩，在房地产投资方面则要加快去库存，在基建领域则要注重补短板。胡晓登说，目前很多地方包括医院、学校、养老机构等公共资源仍十分短缺，优质公共资源极度稀缺，这也是加快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公共产品的责任主体是政府，但目前供给明显不足，这一块必须补足。”
在专家看来，要投资，必须要选准与社会经济和民生紧密相关的领域。目前包括公共产品、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态环保产业等领域，都还有较大的投资空间，这些都兼顾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兼顾了投资效益，同时提高了公共产品的供给度。
而在基础设施领域，过去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来主导，从而导致了大量的重复建设、地方政府负债，而现在则主要采取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推进。在胡晓登看来，PPP的意义并不在于真正引进了多少民资，关键在于民资对效益的敏感度，对改变政府的投资结构、机制、成本效益比都大有好处。他认为，包括机场、高速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仍需要全国一盘棋，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