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试点县30年都经历了啥

10月29日晚的《新闻联播》一结束，身居上海的梁中堂就接到了来自翼城县县长的电话。告诉梁中堂国家要全面放开二孩了，感慨梁中堂这些年为推动翼城二孩政策所做的努力。此时，距离梁中堂在翼城县申请“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孩生育试点刚好过去30年。

翼城试验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消息公开的这几天，一个位于山西省南部黄土丘陵地带的普通小县城翼城突然出现在公众视野。它的一个特殊身份是，中国唯一一个特批了30年的“二孩试点”。

人口学专家梁中堂是这个试点的主要申请者，也是后来被作为翼城试点生育政策的“晚婚晚育加间隔”的提出者。

30年前，梁中堂尚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正值中年的他为当时在学界已经呼声一片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忧虑不已。预估到“一胎化”会带来人口老龄化、“421”家庭模式等问题，他对“一胎化”理论坚决反对。

经过多方争取，1985年7月，他在翼城县申请到了试点，推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政策。具体是，在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基础上，农村男女青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的法定结婚年龄再推后3年结婚生育者，可以在妇女30岁(6年前调整为28岁)左右时生育第二孩。

在此生育政策颁布前两个月，刚刚拿到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国家计生委领导批示的梁中堂，为了寻找自己的“二孩试点”第一次来到翼城县。此前，山西省批示的可作为试点备选的地区有两个，一个是临汾市的翼城县，另一个是晋城市的高平县。

当时，中国刚刚开始推行“一胎化”计划生育。翼城计划生育从一开始抓得就很严，计生干部和群众关系十分紧张。

也许是受困于这样的干群关系，已经听到“风声”的翼城县领导班子在梁中堂一到达翼城县就显示出了特别的热情。

“请你把试点就放到我这里吧，别说试验成功了，即使试验失败了，对我们县来说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在安排人员带领梁中堂在县里考察完，时任县委书记武伯琴私下里对梁中堂说。

“这是中国推行计划生育30年来唯一特批开放二孩的地区。”来自翼城、出生在85前的李冰表示。20多年前，年纪尚小的他曾跟随在县里做公职人员的妈妈做翼城县人口普查，那时候，包括他的妈妈在内，大部分人都还不知道翼城在全国人口学上的意义。

事实上，作为翼城人，李冰的记忆中翼城县的计生政策还是相当严格，他自己为独生子，而同学家曾经有个弟弟出生，后来被罚了款。这是因为，梁中堂的“二孩试点”主要在农村执行，而执行的标准也严格按照“晚婚晚育加间隔”的要求执行。如果没有达到法定年龄，或者二孩间隔不够，也将面临罚款。

曾经，有国家计生委方面的领导到翼城考察，在全国准备学习“翼城模式”的情况下给出了批评意见，原因就是不能完全根据“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细则执行。

孤独的受益者

梁中堂对国家计生委的上述批评有些不太服气，因为整个中国计划生育在执行的时候都普遍存在这个问题，他更看重的可能还是放开二孩之后出现的结果。

一组人口增长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间，中国人口增长率为5.84%，山西省为9.98%，而翼城县则为2.71%。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中国男女人口比例失调。数据显示，以女性100%为单位，全国、山西省、翼城县的男性人口占比分别为105.20、105.56、101.26。

这就说明，翼城县在有条件放开二孩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反而低于全国水平，而男女人口比例也更加协调。

梁中堂在30多年前反对“一胎化”时就预料到了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问题，但是曾经的反对声音被计划生育浪潮淹没。翼城“二孩试点”是他践行放开二孩理论最重要的依据。但是，因为依然是有计划地放开二孩，在他看来参考意义依然不大。

在翼城“二孩试点”的最初几年，也有人同意他的理论，一个最有力的证明是从1985年到1988年的3年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府组织人员到翼城县考察。“二孩试点”很快从翼城县扩大至大同市新荣区、辽宁省黑山县、广东省南海县等13个单位。

但是很快，因为普遍允许农民生育二孩的试点呼声太高，担心对其他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地区产生干扰作用，其他绝大多数试点单位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陆续被所在的省区取消了。

“当时也担心过翼城试点被取消，但是他们没有理由取消。”梁中堂说，翼城是当时唯一一个坚持下来的试点。

随后，在得出放开二孩不会造成人口无序增长的结论之后，翼城县政府和梁中堂又曾试图向其他地区推广。但是，结果都颇有些“尴尬”。

无论如何，梁中堂和翼城县人民都认为，翼城县农民是这个特殊“试点”的受益者，即便后来他们“孤军奋战”。也因此，现任县长在得知全面放开二孩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向梁中堂“报喜”。

不过，跟县长的心情不同，因为认为翼城县的“二孩试点”仅仅是特殊时代的产物，梁中堂对此时的“好消息”并无过多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