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在 2015年中国城市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农村所所长魏后凯指出，“十三五”期间中国城镇化面临着转型的问题，转型的核心是由速度性向质量性转变。

“这就意味着在‘十三五’期间中国城镇化的速度会减慢，由过去的加速推进向减速推进转变。”他说。

他这么说是有道理的。根据去年大量的抽样调查，魏后凯发现，该年大部分农民市民化的意愿只有40%-50%左右。

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城镇化的水平已经达到54.77%，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到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甚至超过60%，这样未来几年该比重约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

实际情况是， 农民进城的速度正在快速下降。 2005-2010年期间每年是4%，2014年就已经只有1.3%，今年上半年是0.1%。从人口数据来看，去年农村常住人口中16-19岁真正能够转移的人口，去年达到峰值，涨到最高点，从今年开始就是负增长，这可能对“十三五”的目标形成一种挑战。

对此，魏后凯表示，未来应该缩小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方面的差异，建立更好的交通基础设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农民进城意愿降低

2014年以来，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农民城镇化的意愿在下降，难度在加大。

原因在于现在中央赋予农民更多财产的权利，有各种补贴政策，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水平在不断提高，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农民选择的机会不断增加，农民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等等。

另外农民工人数也在逐渐下降，农村老龄化不断加剧。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以下老龄人口全国14.9%，城市12.8%，城市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农村60岁以下老龄化率17.1%。

在这就是说，农村的老龄化比城市这个比例要高4.3个百分点，因为大量中青年的劳动力都到城市里来，都城镇化了，丢下在农村人“三留守：——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总数量5000万左右。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蔡昉指出，农村常住人口中真正能够转移的人口，去年达到高峰值，从今年开始变为负增长，这个人群和们农民工转移的人群是对应的。也就意味着，今年农民工的增长速度上半年只有0.1%，也是符合人口变化趋势的。

“未来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源泉就势微了，唯一的全要素生产率来源就是创新、创业、创意。”他在当日的中国城市发展高峰论坛上说。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然而，现在仅不到一半的农民工愿意进城变成城市市民，这为未来城镇化指标完成带来了压力。

21世纪经济报道获悉，“十一五”城镇化速度每年提高1.39个百分点，“十二五”前四年平均每年提高1.21个百分点。如果2020年城镇化比重达到 达到60% 未来几年该比重每年需要提高0.87个百分点，但是今年上半年农民工外出务工仅仅增长了0.1%。

过去，各地地级以上城市不断造城。对此，国家发改委国土所副所长高国力认为，这说起来很可笑，过去过于重视圈地，摊大饼，规划了众多新城新区，而忽视对新城新区的有力支撑，包括人口支撑、产业支撑，导致了很多“鬼城”、空城，这种模式也很难去维系。

缩小城市间公共服务差异

而要提高农民进城的吸引力，核心在于仍农民获得进城的好处。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认为，要加快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的进程。“这项改革内涵十分丰富，不是简单的给农民工一个身份，而是有一系列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在城市被包容的内涵。”

他指出，不只是农民工进城数量减少，农村富裕的农民工也在减少，比如2014年 农村常住人口中16-19岁真正能够转移的人口达到峰值，从今年开始就是负增长，而这个人群和我们农民工转移的人群是对应的。

目前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了实施差别化的落户政策。

这方面，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被全面放开，城区人口50万-100万的城市落户限制是有序放开，城区人口100万-300万的大城市落户限制是合理放开，城区人口300万-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是合理确定，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是严格控制。 特大城市可采取积分制等方式设置阶梯式落户通道调控落户规模和节奏。

不过，农民要去小城市的话，未必有就业机会，此外，交通、教育、养老、子女上学等很多公共服务跟不上。

事实上目前很多规划都忽视了中小城市。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指出，这五年时间在城市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实践中，往往都是摊大饼。比如京津冀 “一核”、“双城”、“三轴”，还要有四区多节点的一体化思路，就是围绕北京摊大饼，以北京为中心向四周摊开，缺少了对中小城市的兼顾。

他认为，“十二五”期间，大城市变得越大，中小城市扩张没有动力，“十三五”期间中小城市需要成为城镇化新的增长点。

国家发改委国土所副所长高国力指出，今后中国城镇化不可能再走大规模集中到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这样一种粗放式的路径。这些大城市病非常严重，已经很难再承载未来新增的城镇化人口。

今后更多的是要挖掘大中小城市，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吸纳人口的潜力，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和功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更多的农民工就地就近实现就业。

实际上他们也愿意在本地解决就业，赢得收入，因为大城市生活成本高，语言习惯、生活习俗融入感差。“目前是因为中小城市没有那么多就业机会，没有那么多便利的公共服务，他们没有办法，为了寻求就业获得收入都涌入了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这个模式在今后一段时期不可能再持续。”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