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国家部委会同四川省政府联合出台了《成都市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方案》。这标志着成都成为全国首个开展农村金融改革试点的城市。

农村土地问题专家、成都市社科院原副院长陈家泽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在统筹城乡试验中，进行了以确权为核心的土地改革后，需要改造传统农业，植入现代要素，将传统生产方式转变为现代生产方式。“这个时候只靠农民是不行的，需要金融机构介入。”

土地改革进一步深化

2014年后，随着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全面完成，成都统筹城乡综合改革“步入深水区”。

“未来怎么走，从哪里开始探索，有很多争论，”成都市统筹委一名官员称，“而《成都市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方案》的出台，是中央对成都改革的肯定，也将代表着未来一段时间成都市统筹城乡改革的大方向。”

陈家泽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是三农问题，而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之一是实现农民增收，这也是农村金融改革改革的目的，即：释放农村和农业的生产力，实现农民增收。这需要资本的支持。

“农民用什么来取得流动性？只能和金融机构做生意，凭借自己在农村的产权，采用抵押和质押的方式，取得金融资源，实现再生产。”陈家泽说，“但是当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源高度稀缺的时候，取得难度很大。这就解释了在试点方案中，为什么提出要加大金融机构的进入力度的原因。”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成都将承担包括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培育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力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健全配套政策措施五个方面的19项细分改革领域。

按照部署，成都将力争到2020年，建立较为完备的农村金融服务体制机制，在关键领域、重点环节取得重大突破，率先形成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金融支撑体系，基本实现城乡金融服务均等化。

成都市金融办银行与保险处回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未来将根据《成都市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方案》进一步细化工作方案，将具体内容交由各区县负责实施，努力寻求金融在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等农村改革重点领域新的突破。

推动更多金融机构“下乡”

《成都市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列举了5个改革方向，其中第一个改革指向了“完善金融组织体系，激发农村金融市场活力”。

重点内容涉及加强对“三农”发展的金融支持，其中包括中国农业银行(行情601288,咨询)三农金融事业部的深化改革以及强化中国邮储银行成都各县（市）以下机构网点功能建设等。

陈家泽称，原有的四大行全面退出农村市场后，体制内的金融机构只有信用社和农商银行，以及政策性的农发行和国家开发银行。但这些机构无论从网点和金融资源，配资能力，都无法胜任目前的农村金融改革需要。基于此，央行文件提出了新增农行和邮储银行进入农村市场，它们也将在未来承担农村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

而根据央行在今年年初的安排，述四家银行涉农金融业务的布局方向是：农业发展银行要在强化政策性功能定位的同时，加大对水利、贫困地区公路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力度，审慎发展自营性业务；国家开发银行要创新服务“三农”融资模式，进一步加大农业农村建设的中长期信贷投放；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要覆盖全县域支行；邮储银行则要拓展农村金融业务的深度和广度。

“此举将弥补三农领域流动性稀缺的问题，并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陈家泽表示。

而在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方面，《成都市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方案》提出通过创新农村多元化的财产抵（质）押方式，推动金融资源与生产要素自由结合。

陈家泽说，在未来农村金融改革中，这一点是最难的，“而成都市在此前进行了诸多试验，但均未产生很好的效果”。

陈家泽认为，要找到让农民和金融机构接受的路径，主要有两种途径。第一是要加桥梁，当作为市场主体的银行很难给出合理对价的时候，政府就需要承担桥梁制的金融服务，如用自己的信用来担保，但又不能兜底。

第二是使用合作经营的方式，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把自己的信用捆绑在一起，包括联保的形式，解决在生产过程中的小额贷款或者是较大数量贷款的信用担保问题，而不仅仅是用经营权去贷款。

陈家泽说，“合作式金融尽管属于草根形态，但最能够了解农村和农民家庭等农村市场主体需求，在金融和服务产品创新的时候，需要进一步包容农村新型合作式主体的增长。”

改革强调“自上而下”推动

自2007年被列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区后，成都在农村改革上有诸多突破。崇州市隆兴镇副镇长周维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该镇在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农业设施的抵押贷款等方面已经做了多年探索，“这些探索都是我们先做，然后将成果上报上一级主管单位，并形成地方探索的经验再上报中央”。

但周维松也认为，自下而上的改革仍有诸多局限性，如由于农村信用体系不健全，在争取银行贷款时，往往申请时间长，贷款额度小，“农民做了很多努力，但信用的考核标准依然由银行掌控”。

但金融机构在这一方面亦有诸多方面需要突破。作为成都农村金融改革的主体之一的成都农商银行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供该行“三农金融”调研报告显示，涉农贷款特别是农户贷款的逾期违约问题有其特殊性，农户的长期信用高于短期信用，涉农贷款的长期实际损失率远远低于短期不良贷款率。

对此，成都农商银行称，这就意味着涉农贷款长期看违约率低，关键在于企业的资本拨备和流动性良好等经营质量如何。

此外，成都农商银行称，农户的小额信用贷款因缺乏有效担保物导致融资难，传统做法支农信贷产品贷款金融从几千元到3万元不等，“但能否根据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需要适时调整额度，既无主管规定要求，也面临贷款风险”。

陈家泽称，这实际上是净化和提升农村信用体系的基础性工程，目前农村的信息不对称严重，降低信息不对称的难度很大。

因此目前《成都市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中提到的“大力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农村征信市场培育”，被认为将自上而下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