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经合组织地区，最富有的10%人群收入已是最贫困的10%人群收入的9.6倍，而2000年这一比例是9.1倍，上个世纪80年代则为7.1倍，贫富差距正在拉大。
报告显示，目前经合组织成员国收入分配不公程度已达近30年来之最 西方国家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深度观察）
不久前，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市民在市政厅前集会，抗议非洲裔青年弗雷迪·格雷之死。在示威现场，不少人声讨美国贫富差距和社会等级问题。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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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经合组织成员国收入分配不公程度已达近30年来之最。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说：“我们已经达到一个临界点，经合组织成员的贫富悬殊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贫富差距加大不仅阻碍了西方发达国家走出经济低迷，也为高失业率、盗窃、抢劫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埋下“定时炸弹”。
经合组织地区最富有的10%人群收入已是最贫困的10%人群收入的9.6倍
根据经合组织的这份报告，目前在经合组织地区，最富有的10%人群收入已是最贫困的10%人群收入的9.6倍，而2000年这一比例是9.1倍，上个世纪80年代则为7.1倍，贫富差距正在拉大。
成立于1961年的经合组织，是一个以促进成员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宗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目前有包括美国、日本和多数欧元区国家在内的34个成员国。
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较为突出，在经合组织此次发布的报告中被点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在去年年底的一份报告中就指出，美国的贫富差距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不仅贫困人口的可支配收入低于其他发达国家，中产阶层也同样落后。多种衡量指标都指向同一个结论：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这一趋势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便没有停止过。
意大利贫困人口近年来增加了3个百分点。报告显示，意大利最富有10%人口的平均收入，比最贫穷10%人口高出11倍左右；占整体人口比例20%的最富裕人群占据着61.6%的社会财富，而最贫穷的20%人口仅享有0.4%的社会财富。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愈发严重。
尽管德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良好，但经合组织在报告中指出，过去几年，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在显著提升。有40%的德国家庭没有从国家发展中受益。此外，10%的最富有德国人占据60%的家庭净资产。包括中产阶级的底层，例如技术工人，也处于社会财富金字塔的底层。而恰恰是这些被抛在后面的中产阶级，长期以来被视为德国经济的增长引擎。
长期性收入不平等现象，将影响经济长远发展，还会带来社会与政治问题
经合组织警告称，长期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不仅将影响经济长远发展，还将带来社会与政治问题。在一些西方国家，由于经济低迷和贫困人口增多，盗窃、抢劫等刑事案件不断增加，对社会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美国总统奥巴马抛出“中产阶级经济学”，提出要进一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让更多经济政策向中产阶层倾斜。但新政需要国会的配合，两党经济理念上的分歧以及当前政治僵局的大环境，使各项措施面临巨大的政治阻力。特别要指出的是，从长远来看，贫富分化将直接导致教育资源的差异，寒门子弟受家庭经济条件限制而无力负担良好教育。贫富差距导致教育机会的分化，教育机会的差异将导致整体劳动力素质的下降，进一步拉大收入不均。经合组织也指出了这一原因，称教育差距大导致劳动力素质参差不齐，获得的收入差别较大。
贫富分化还有政治上的后果。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政府治理研究项目主任达瑞尔·韦斯特在对美国的超级富翁群体进行分析后认为，财富的集中让占据金字塔塔尖的1%群体拥有对选举、公共政策和政府治理超乎寻常的影响力。
初入社会的意大利年轻人则“当仁不让”地成为贫富差距扩大影响最严重的“受害者”。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由于无法获得稳定的收入和就业机会，近700万35岁以下意大利年轻人仍然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多数20岁至45岁的青壮年人群形成了“共识”，选择“背井离乡”前往他国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意大利媒体对此感叹，“意大利正在失去未来的臂膀和大脑”。
税收和福利制度未能有效发挥调节作用，是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劳拉·泰森指出，收入增长陷入停滞是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最主要原因，美国中产阶级的工资水平增速在上世纪70年代达到峰值后便陷入长期缓慢增长的状态。
虽然美国经济已走出衰退，但中低收入阶层依然生活在阴影中。当前经济复苏虽然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但这些岗位工资水平较低。
经合组织指出，税收和福利制度未能有效发挥调节作用，是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贫富差距拉大带来的危害，正努力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难题。经合组织表示，各国政府应及时采取措施减少贫富差距。经合组织建议采取的措施包括：确保就业中的性别平等，实行男女同工同酬；通过税收杠杆，重新分配收入；增加教育和技能培训投资，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等。
德国工会联合会董事会成员斯特凡·科茨尔表示，德国应该调整政策，解决弊端，引入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就是一个开始。此外，德国还需要建立一个公平的税收系统，让富人更多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特别必要的是，政府要向教育与培训领域增加投资，给普通劳动者的职业发展带来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