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资本市场对外资的种种放开政策只是一个侧影，和之前历次改革相比，这一次是一次全方位的开放，股市、期货、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等都有放开利好。

以期货为例，2018年中国对三个品种引入了境外交易者，分别是原油、铁矿石、KPA和化工中间原材料产品，成了资本市场放开的一个先行试点。在黄树东看来，境外投资者对这个市场的参与兴趣是非常高的。“而且，业内公认中国大连商品交易所铁矿石期货是成功的。中国的原油期货市场(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Energy Exchange (INE))虽然还是新生事物，也受到了许多投资者的欢迎。很多人认为，在亚洲拥有一个反映最大原油消费者之一的需求的原油价格标准(Benchmark)非常有意义，这个市场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反映北海几个小油田的原油价格的标准(BRENT)和反映美国俄克拉荷马储存量的原油价格标准(WTI)。至少对于亚洲来说是如此。而且，业内普遍认为INE期货合同的设计非常合理，从技术上讲几乎是完美的。上海的原油期货市场在本质上同其他原油期货市场是不同的。WTI和BRENT都是靠近供给中心的(可以称为供给依赖的交易中心)，而上海的是靠近需求中心的(可以称为需求依赖的交易中心)。在原油生产过剩的今天，需求依赖的交易中心，也许有许多独特的吸引投资者的地方。”

除了期货，政策对于金融衍生品的放开在2018年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股指期货的放开，这对于有强烈对冲需求的成熟资金来说，为其提供了一个保障手段。

但在黄树东看来，以上放开政策对吸引国际资本而言，有积极的正向意义，但短期内效果有限。他说，“如果寄希望于外资，那么这只可能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比例，以美国的投资者为例，他(她)们对新兴市场的配置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小的比例。总之，中国股市的未来还是要寄希望于自己，寄希望于中国的投资者。”

而中国投资者在金融投资方面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数据显示，美国家庭持有的股票占美国家庭金融资产的一半以上，中国只有不到10%。郭亚夫就此指出，“美国老百姓手中的钱，无论是退休金、教育基金、医疗基金等，大部分是由机构投资人来管理，而机构投资人大都信奉资产配置理论，总是要分配部分资金到股票资产类别上。另一方面，美国的股市在各类资产中又是表现最好的资产类别。从1928年到2018年，美国股市的年平均回报是11.36%，10年国债的年均回报5.1%，房地产年均回报约8%左右，对于长期投资人来说，股市回报是最高的，美国家庭持有的股票占美国家庭金融资产的一半以上也就不难理解了。在中国，我手中没有具体的中国各类资产表现的数据，但我猜应该是房产表现最好，股票表现最差，所以，中国家庭只持有10%的股票。如果要提升中国老百姓的持股占家庭金融资产的总比例，就需要让投资人在中国股市中，实实在在的得到好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