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亚夫认为，2019年全球的流动性不会像2018年一样紧张。他引述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此前做的一个预测：“我们(全球)现在处于长、短期信用周期的晚期，和1928年很相像。如果历史会重复的话，当经济处于信用短周期的晚期时，如果央行收紧银根，就会导致各类资产下跌。而现在同时又处于信用长周期的晚期，一旦出现重大危机，央行手中可用的筹码也非常有限。”他因此判断，“如果又被他言中了，2019年的形势并不乐观，各国央行紧缩银根的趋势可能不会长久，全球和中国的流动性将会增加。这为外资逐步流入A股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放开外资机构进入门槛 “被动投资”需重视

增加外资机构在国内合资机构中的持股比例，其出发点是非常正面的，似乎成了中国未来发展(包括金融发展)的关键路径。但另一个方面，国内似乎对金融开放带来的风险谈论的比较少，甚至没有人谈起。

在吸引外资进入股市以外，管理层也在放宽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门槛，当前外资持股已经提升到51%，三年后可以达到100%控股。

自从2018年11月，UBS在中国境内成立首家持股51%的券商公司后，大和证券也在积极做着准备。

黄树东在受访时认为“值得期待”，海外业内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些措施，这也是海外同行多年所努力的目标。对海外同行而言，这将带来更多的参与机会，当然非常欢迎，也都跃跃欲试。

他同时指出，“这些措施的出发点是非常正面的，其期望值也是比较高的，似乎成了中国未来发展(包括金融发展)的关键路径。但另一个方面，国内似乎对金融开放带来的风险谈论得比较少，甚至没有人谈起。我们认为，越要金融开放，就越要警惕其中的风险。以拉美为例，拉美在上世纪最后20-30年经历了两次金融放开浪潮，两次都以危机收场，东南亚上世纪末在金融开放中迎来了金融风暴。所以，从世界范围的实践看，金融放开是有风险的。”

对比来说，美国对此是有一套风险防控机制的。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美国许多金融机构表示欢迎中国资本，当中国巨资收购美国的某些金融机构的股票时，美国政府要求中国对那些金融机构的投资是被动投资(Passive Investment)，即中方机构作为那些金融机构的股东不具有其他股东所享有的那些参与监督审核决策的权利，包括不拥有了解企业内部信息的知情权。

同时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在国内设立控股的外资机构，长期可能不仅不会吸引资金流入，还可能引起资本外流。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如美国、欧洲的金融资产在各种流行的世界指数中占据更大的权重，所以有些机构在给国内投资者做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配置时，如果按照这些指数来配置资产，可能会建议投资者出售A股，而买进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在黄树东看来，假如中国资本账户放开的话，长期来看可能会从A股抽走资金，这种风险需要通过资本账户的管理来控制。

更重要的是，在资本市场放开的过程中，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将会减少。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至三季度，中国经常项目分别为逆差341亿、顺差58亿和160亿美元，前三季度合计逆差128亿美元。

黄树东对此也表示了一定的担心，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例子看，“两头在外”的发展方式，如果出现贸易赤字，往往会催生经济或金融危机。因此，如果2019年中美关系骤冷，贸易逆差扩大的话，应调整开放政策。

资本市场全面放开核心依靠力量还是国内投资者

美国家庭股票资产占其金融资产的一半，中国家庭却只有10%，如果要提升中国老百姓的持股占家庭金融资产的总比例，就需要让投资人在中国股市中，实实在在的得到好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