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退市难，在很大程度上是法不到位的结果。只有注册制条件下的“有进有退”，才是真正生态化的绩差股边缘化。因此，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或者才真正有可能成为在形成“有进有退”市场生态条件下绩差股边缘化的契机。

“‘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市场生态正逐渐形成。”不能说这句话说得不对。不过，“有进有退”也有一个高标准还是低标准的问题。如果进百退一，或进百退二，这样低标准的“有进有退”难道也可以优胜劣汰，令绩差股边缘化吗？

有关数据显示，截至目前，A股总共只有113家上市公司退市。其中，包括98只A股和15只B股。剔除掉某些因上市公司被吸收合并而退市的公司后，实际仅有76家公司退市，占当前A股总数3534家公司的比重约为2.1%。如果从1990年交易所成立算起，在28年时间里，平均每年也仅有2.6家公司退市。如此不对称的退市状态，如果非要说什么绩差股边缘化的话，那么，恐怕充其量不过也就是退市难条件下的绩差股有限边缘化而已。

上市公司退市难，在很大程度上是法不到位的结果。现行《证券法》对退市标准没有严格的定义，特别是对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设定了在其后一个年度内未能恢复盈利的条件，这不仅为苟延残喘的ST、PT以及后来的*ST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更是成为各种各样的绩差股借壳上市越来越大行其道的诱因。尽管后来的退市制度从行政层面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修订，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和1元以下面值退市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眼帘，这不能不说是退市制度的进步；不过，毕竟由于法不到位，迄今为止真正被强制退市的充其量又有多少呢？至于1元以下面值退市，更是屈指可数。如果说这也可以叫作绩差股边缘化，非但不足以让我们对绩差股市场化退市常态化寄予厚望，反而将更加无法不大失所望。

上市公司退市难，也是跟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分不开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万福生科。万福生科的上市，纯属公权力保驾护航下彻头彻尾的造假成果。可是，在造假事实已经为证监会所调查核实，并且证监会也已经对该公司造假行为及相关责任人进行行政处分的情况下，一纸股抵债的司法划转文书就轻而易举地令其躲过了退市之劫。而成功入主万福生科的湖南资本之湘晖系仅用三年多的时间，就让万福生科只剩下一个空壳。不过，这并不妨碍它又成功转手给了联想控股旗下的佳沃集团，并由此赚了9亿元。尽管像万福生科这样的壳资源被借过来又借过去的例子在我国资本市场不知凡几，借壳上市在让本该依法退市的ST们总是能有该退不退的空子可钻的同时，也使得本该十分严肃的退市机制在某种意义上简直形同儿戏。可是，为什么此前不久还曾经被严格限制的借壳上市又被再一次松绑了呢？人们不禁要问，借壳上市政策如果总是不停地在变过来又变过去，又如何谈得上什么常态化的“有进有退”呢？而离开了“有进有退”的常态化，绩差股边缘化又将从何谈起？

其实，退市制度在形式上做到接轨国际并不难，难就难在建立在有法必依基础上真正市场化退市的常态化。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像现在这样一切都需要看行政权力的脸色的话，退市制度即使不无可能在表面上做到所谓的“有进有退”，也只能是低标准而不可能是高标准的。就像现在的百分之二点几的退市率一样，是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绩差股边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