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三：“因城施策”防泡沫与去库存并举。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是，个别城市防止资产泡沫，同时三四线城市面临着巨大的去库存难题。中国未来三到五年要实现1亿农村人口城镇化，现在也在推进土地三权的改革，当这些人口进城以后，可以化解三四线城市乃至县城的库存压力。但问题在于，如果农民进城后没有相应的产业支撑，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那么这种人口转移难以持续，并且可能对社会稳定和政府形成较大的压力，因此处理好上述关系是较大的挑战。

挑战四：保持人民币汇率处于均衡合理水平。2014年开始人民币处于贬值趋势，原因非常复杂，外部原因例如美联储加息导致不仅人民币在贬值，日元和欧元也在贬值。同时，从2014年开始，每个季度资本项目都是净流出状态，必须正确区分资本外流的原因和动机，短期资本、热钱进出的整体比例比较小，当前主要是企业和居民资产权重化配置的影响，由于“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走出去，大量的企业在海外并购投资会削减外汇储备。

2016年以来最重要的特征是民间投资增幅快速下降，民营企业投资意愿较低，部分原因在于没有项目可投或投资效率不高，开始转向海外投资，引起了资金外流。

因此，美联储加息和企业走出去这两类因素叠加，导致了人民币汇率短期的贬值压力。这需要多方面的政策来进行化解，对于企业走出去应该积极鼓励，中国亟需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使更多的资金留在国内发展，这也是中期面对的压力和挑战。

四、对未来展望

1. 长期看好中国经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2009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首次超过了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2009-2015年，中国的GDP从5万亿美元增长到11万亿美元，而日本在此期间基本都是零增长，美国从14万亿美元增长到17万亿美元。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任何宏观政策不仅对国内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全球带来影响和冲击。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对全球经济贡献的提高以及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全球经济格局和秩序也在随之重构。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内的20国集团对全球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原有的“西方七国俱乐部”。中国发起或成立了亚投行、金砖银行、“一带一路”基金等，在功能上与原有的IMF、World Bank和亚洲开发银行形成互补。

在自贸区领域，TPP面临着新的问题和困难，因此，中国在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的话语权越来越大。特别是在2016年10月1日，中国正式进入了SDR，影响力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未来中国经济在稳健增长的基础上，如果能够有效化解一些结构性问题，那么在长期对于中国经济的预期是向好、乐观的。在中国经济实力从弱到强的过程中，不但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同时对外投资总量已经超过6.2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5位，仅次于美国、英国、日本、德国。

2016年前10月，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达到1459亿美元，而且投资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且中国企业更多的是在发达国家布局，产业更加均衡，既有制造业，也有金融、服务等行业。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到了新的历史阶段，过去的贸易大国向投资大国在转变，这对于中国的抗风险能力有很大的提高。就中国国内的经济而言，传统行业未来面临较大压力，但新型行业还有很多机遇，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尽快提高新型经济的比重，使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

2.宏观政策：改革为体、调控为用。要突破短期结构性压力，实现长期发展，政策不能过度依赖传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作用只是短期稳增长，现在中国到了结构性变革必须用改革创新的方式进行突破的时候，过去10年中国是积极财政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搭配的结构。一是财政政策方面，2017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基调不会变，财政赤字的规模要进一步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