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金融脱实向虚。金融危机爆发初期，银行惜贷，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并不显著。随着时间推移，货币宽松的环境开始对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信贷增速远超GDP增速，但这些资金并没有全部流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向了资产市场。一是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导致全球的房价指数回升，2007年全球房价指数是160左右，现在已经超过150，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全球房地产泡沫化现象重现。二是资本市场在资金推动下泡沫也比较严重，全球债市为30年来最高，美国三大股指都创下历史新高。

4.美元进入加息周期。2014年7月，美联储开始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之后，全球流动性发生逆转，很多国家开始收缩流动性。2015年末，美联储启动加息。2016年12月14号美联储再次加息，并声称2017年将加息三次，使美元指数快速上涨至102以上，创下14年来新高。随着美元指数的走高，国际资本会回流美国，引起汇率市场化动荡。

同时，抑或对大宗商品价格带来负面影响。2016年全球大宗商品表现比较好，CRB大宗商品指数上涨了9%。如果2017年美元指数进一步上升，可能会对大宗商品的价格有一定抑制作用。在全球流动性收缩、利率上升的背景下，黄金价格或重现低迷。

总体而言，2017年全球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如果美元指数上涨超出市场预期，可能会造成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外流，引发金融危机，从而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影响。

二、中国经济：短期企稳、压力犹存

2016年在一系列稳增长政策的带动下，宏观经济逐步企稳回升。进入第四季度，工业生产保持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企稳，特别是民间投资自去年初一路下滑到开始回升，反映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善;消费平稳，进出口降幅趋缓。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效果显现，PPI增速转正并加快上行，国内通胀预期升温。但2016年国庆节前后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或将导致房地产投资出现下滑甚至负增长，PPP项目进展缓慢，这些因素或对2017年经济增长带来压力。

1.产能过剩和影子银行快速扩张。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拉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因此在“4万亿”的带动下，信贷和投资双双达到30%以上的增幅。但在拉动经济增速快速回升同时，也带来了两个严峻问题，一个是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不仅出现在传统的钢铁，煤炭、电解铝、水泥、造船等五大行业，同时在一些包括风电设备，光伏电池等新型的领域也出现了大面积的产能过剩，成为中国经济加快转型的障碍。二是在影子银行的扩张，过去央行对银行的管理是信贷的额度管理，为了规避贷款额度限制，衍生出了大量的以信托、证券、基金等为通道理财的影子银行，截至2016年6月，影子银行的规模到达到88万亿，如果扣除银行理财，约有60万亿，大体接近2015年度GDP总量。

2.杠杆率快速上升。在金融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居民、企业和政府的国内债务率快速上升。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和“新常态”，要破解中国的融资结构对银行信贷融资的过度依赖，降低经济主体的杠杆率，就必须加快资本市场发展。不仅要建立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从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到场外众多的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公司，同时还要加快发展企业债权市场，中国要实现从间接融资为主向直接融资为主的结构性变化。

2015年投资者经历或见证了中国股市的一轮牛市，我认为这轮牛市的核心是杠杆牛。2015年5、6月间，过度的投机炒作和杠杆对整个资本市场造成了剧烈的冲击，最终不仅伤害到了金融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对实体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