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从业内获悉，由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境外投资条例已经呼之欲出，年内有望正式出台。作为我国首部境外投资领域的法规，境外投资条例将从国家战略层面对我国境外投资做出顶层设计，明确境外投资的内涵和外延，以及鼓励和禁止的方向。

据了解，境外投资条例将对现有部门规章进行清理整合，对境外投资的定义、审批程序、人员出入境、资金融通、利润分配及利润再投资、税收政策等作明确规定，也会对境外投资行为作出鼓励类、禁止类等区分。

“比如说，对产生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符合国家‘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方向的就要鼓励，对盲目的、非理性的投资不予鼓励且要加强监管，对违反东道国和国内法律的、不良行为等要禁止和处罚。”业内人士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

上述人士指出，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迅猛发展，增量规模已经超过了吸收的外资。2016年我国企业非金融直接投资同比增长54%，投资规模已经高达1700亿美元。作为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对外投资合作不仅涉及投资，也涉及重大经济外交战略布局、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国家间开放协议的履行以及一大批跨国公司的培育等。

但当前，我国境外投资领域适用的政策主要是部令形式发布的部门规章，包括商务部发布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的外汇管理规定”等，效力层级不高，保护和促进方面不够，与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发展趋势和紧迫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目前，我国迫切需要结合投资体制改革进程，适应境外投资新形势，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尽快出台一部上位法律法规，为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创造有利的法律环境和条件。”上述人士呼吁。

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于2013年跃上1000亿美元大关，存量于2015年超过1万亿美元大关。中国已成为直接投资领域的净资本输出国，年度投资规模高居世界第二。显然，境外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和国际收支的影响已经今非昔比。伴随“一带一路”的实施，其国际影响也将极大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境外投资领域的国家级法规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

此外，梁国勇指出，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境外投资领域国家级法规的推出有助于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推动海外投资的长期健康发展。例如，近两年部分对外投资收购项目主要基于汇率、利率等金融因素和财务考量，缺乏实体经济和竞争力背景，具有“非理性”成分。

当前，我国引进外资立法体系正在经历重大变革，在自贸试验区成功探索试验基础上，《外资企业法》等4部法律去年已经审议修订，而对外投资方面的立法同样需要提速。建立国家层面的法律，规范和鼓励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已成为业界多年来共同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