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要发展民营经济。无论什么时候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都会面临职工下岗难题，更何况在经济下行期。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但是，发展民营企业不能再靠过去那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了，而要对民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从理论上说清楚，从法律上给予保障。

四是要解决“僵尸企业”的退出问题。“僵尸企业”退不出去，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之间形成了“囚徒困境”。地方政府不愿意让“僵尸企业”退出主要是因为已经没有钱来安置下岗职工；而商业银行不愿意“僵尸企业”退出是因为担心不良资产就会暴露出来。因此要打破僵局，就必须改变各个相关主体的“报酬”关系。一方面，中央政府已经出手设立相关基金，用于化解钢铁、煤炭行业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也应当积极行动起来，采取“胡萝卜+大棒”的办法，推动商业银行采取行动，倒逼“僵尸企业”尽早退出。

五是加快研发创新，培育“造血机能”。供给侧改革，说到底，还是要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创新能力。要推进技术创新，首先需要制度创新；要推进制度创新，首先需要理论创新。最近的种种迹象表明，新一轮思想解放很可能是从经济学理论创新展开的。

（三）实施需求侧配套措施，为动手术的患者适当输血、打麻药

目前，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恐怕已经低于潜在增长率了。据统计，目前的潜在增长率平均测算值大约在7.19%左右；而实际增长速度已经低于7%。在此条件下，推进供给侧改革，虽然会对中国今后的长期发展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但是对于短期的经济增长却有可能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有可能加剧结构性价跌，加速经济下行。因此，必须针对不同需求，采取不同措施。

首先，对于传统的老需求，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适当的扩张性政策可能是需要的，但是要找准发展的瓶颈，实行结构性的扩张政策。比如：上一些早晚都要上、早上早获益的大型项目，并且趁着钢价、水泥的价格在下跌的时候建设，成本会比较低。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出来的种种问题表明，城市管道设施、农田水利设施以及交通运输瓶颈，这些方面应当抓紧建设一批重大项目。否则，等到钢铁、水泥等产能统统去掉之后再来建设的话，不仅成本还会上升，而且还不得不重新恢复产能。但是，在实施这些重大项目建设时，要尽量采用PPP模式，尽量把民间资本吸引进来，把那些无处可投的民间资本吸引进来，用有限的政府投资带动无限的民间投资，将这些资金投向那些有需求、有效益的重大项目。

其次，关于目前供给严重不足的新需求，主要依靠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共经历了三个大的周期。80年代的第一个周期，主要解决的是“吃”和“穿”的问题。90年代的第二个周期，主要解决的是“用”的问题，如家用电器。00年代的第三个周期，主要解决的是“住”和“行”的问题。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周期，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教育、医疗、养老、环保这样一些新的需求。对于这些新的需求，一方面，政府要尽职尽责，不能推卸责任；另一方面，政府也不能大包大揽，全部垄断。要改革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从补供方转为补需方。通过发行教育票、医疗票、养老票或推行教育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方式去“补需方”，然后可以就供方放开。如果能够把供方放开，民间资本、外资都可以进来了，就可以快速增加供给，大幅提高效率。这不仅可以提高效率、增加供给，还能够在保证公平的同时，增加公民的选择权。

总之，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有一个明显的规律，我们把它叫作“改革周期”，即每当遇到大的经济下行风险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我确信，如果不尽快推进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恐怕连“L”型都没有，而只能是面对危机。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大力度、实质性地推进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并辅之以适当的定向刺激政策，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够实现新的增长、迈上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