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至今，中国信用债市场已经有将近250亿元的债券发生实质性违约，这一总量几乎是前两年的2倍之多。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将近七成来自央企和国企。目前已经偿付的不足15%，其中只有两只债券是央企和国企债。

央企、国企违约金额近七成

截至2016年7月底，国内信用债市场共18家发行主体的38只债券违约，违约金额247.6亿元。而从2014年国内市场打破刚兑至今，总共违约金额在376亿元。可以看出，今年大半年的时间，违约金额几乎已是前两年的2倍之多。

按照发行方式来看，违约的私募债共20只，涉及金额92.6亿元；公募债18只，共155亿元。从行业来看，钢铁、煤炭、有色等过剩产能集中的传统行业是重灾区，农业、食品、物流等行业也违约多发。比如，有南京雨润、内蒙古奈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华协农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家企业的8只债券在2016年违约。江苏中联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亚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春和集团有限公司都是物流相关的企业。

“全球外需下降、贸易下滑，间接导致了船舶、物流这些周期性行业的萧条，此外，企业自身的经营问题、盲目的扩张等也导致债务负担沉重。”中信证券研究部总监、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明明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信用债市场的“央企信仰”“国企信仰”纷纷被打破。据记者统计，在今年的违约事件中，涉及民企9家、金额28亿元；央企子公司和地方国企6家，但是金额却达164.7亿元之多，占违约总金额的66.5%；此外，还有山东山水水泥、南京雨润两家外商独资企业，以及保定天威英利新能源公司这一外资控股企业。

明明认为，首先，宏观基本面是带来这一结果的主要因素。近年来，产能过剩是我国宏观经济最主要的特征，以往投资拉动的高增长逐步回落，机电、地产等都在下行。煤炭、钢铁等主要集中在央企和国企，而现在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就是让过剩产能退出，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央企和国企出现“违约潮”是一个正常现象。

其次，是结构性的问题。明明称，目前国有企业正在面临一场改革，未来发展方向各界都在探索，兼并重组、债务重组、债转股等都可能是未来的发展路径。所以，从央企自身的企业结构来说，现阶段不确定性比较大。

第三，央企在过去几年曾经历了快速的扩张，可以看到，违约的央企不乏大公司的子公司、分公司。在过去，人们普遍把被冠以“中字头”的企业笼统看作央企，理所当然地认为其背后有央企的信仰背书，但实际上，这些企业的资质、经营状况差别悬殊，信用风险也会比较高。

今年已偿付不足15%

违约债券后续的处置也备受关注。目前，在今年违约的债券中，只有7只债券、37.1亿元足额兑付，比例仅占全部违约金额的15%，其他债券仍在拖欠。其中，只有川煤和中煤华昱属于国企和央企子公司。

可以看出，违约债券的后续解决，央企和国企的难度似乎要比民企大得多。像云峰债、东北特钢债等典型的地方国企连环违约，甚至引发了投资者对当地国资部门发债的质疑之声。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主任彭兴韵此前对记者表示：“当国有企业一旦出现违约，债权人所面临的风险其实比一般民企还要高。”这种风险体现在，民营企业由于产权关系相对明确，企业的经理人员也是所有者，如果完全失去了信用，将来要通过市场化融资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民营企业反而更在乎自己的声誉。

而对于央企和国企的违约债务最终以何种方式解决，在业内人士看来，不论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如何进行违约的处置，都依然在观望。

对于央企来说，是否能够偿付也不是本身能够决定，还取决于整个国家的政策制定，以及国家层面对债务处置的政策方向。而地方国企违约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态度。比如，川煤最终偿债，而东北特钢依然无解，当地政府的态度起到决定性作用。

今年年初，政策驱动之下，“债转股”被认为是未来一个重要的国企解决债务问题的工具。中钢、东北特钢等多家企业拿出的脱困方案中，都提到债转股，但是投资者并不买账。

而今年5月9日，权威人士撰文中的表态，被认为是“债转股”风向的逆转。

6月15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吹风会上表示，债转股“要谨慎使用，要坚持市场原则、法治原则，不能容忍僵尸企业、过剩产能苟延残喘”。

李扬还称，债务问题并非某个部门能够解决，需要统一的解决，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机构、统一的认识、统一的方略。并称国务院有关部门已经形成共识，需要形成一个统筹机构来解决债务问题，并朝着这一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