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面临沟通挑战

日报：根据当前美联储的官方预测，未来几年利率水平会逐步正常化，且预计2016年加息1~2次;然而，根据市场的预期，此前各界都认为美联储甚至到2017年也很难加息。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预期鸿沟”?

卡普兰：美联储的确面临重大的沟通挑战。美联储会对经济走势作出预测，即SEP(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并会附上点阵图(dot plot，17个点代表了FOMC委员对于利率走势的预测)，这是一个对于未来2~3年经济发展的预测。但问题在于，经济情况不断发生变化，现实的发展往往无法满足预测的情景，这一情况其实从2012年便出现了，即现实和预测悖离，这使得美联储面临沟通挑战。

日报：美联储要如何应对这种沟通挑战?

卡普兰：之所以有“点阵图”的存在，其本意是希望增加美联储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加强与市场的沟通，减少不确定性，但这绝对不是一种承诺。也有很多声音指出，经济学家往往不是好的预言家。美联储试图使得政策沟通更为透明，最后我们的实际决策反映的是经济现实。我们需要区别理论的预测和现实行动之间的区别。同时，鉴于市场预期和美联储预测之间存在“鸿沟”，我们应该在市场沟通方面更为清晰。

重点在于，正是因为当前中性利率持续下降，我们的正常化进程才如此之缓慢。之后我们会花更多时间来与市场说明，当前更应该关注的不是短期经济数据，而是“中性利率”。

日报：历来美联储官员分为“鸽派”(dovish)或是“鹰派”(hawkish)，但自你履新后，市场似乎看不出你的确切立场。你认为自己是鹰派还是鸽派?

卡普兰：无论是“鸽派”还是“鹰派”，似乎都不能很好地反映我的立场，我更倾向于称自己为“中立派”(centralist)。

其实，鸽派的定义也在不断改变，随着中性利率不断下降，鸽派所支持的加息路径也在不断下降。我认为自己是“中性派”，更是“现实派”，不会被预设的概念左右自己的思维。我们往往会做两三年的预测，但是预测和现实情况出现了脱节，这是美联储面临的沟通挑战，如何改善我们的沟通能力至关重要。

日报：自2014年7月以来，美元持续上涨。美元走强是否会打击GDP增速?

卡普兰：我们需要必须密切关注美元对于经济走势的影响。目前，美国经济情况比其他国家要相对健康，因此资金也会持续涌向安全资产，推高美元的价值。即使美联储不加息，只要美元不断上升，其自动会产生一种政策收紧的效果，因此美联储的确在密切关注美元走势。

当然，美联储没有能力控制市场。只要看看日本就会发现，日本央行在过去几年用尽全力削弱日元，但今年以来日元持续暴涨。可见在市场力量面前，无论谁都会感到谦卑。

“宏观审慎”至关重要

日报：当前，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是否还要考虑更多外部因素?

卡普兰：的确如此。这是一个全球化时代，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全球趋势，美联储无法完成本职工作。例如英国脱欧，虽然当前对美国影响不大，但美国需要研究理解其潜在的长期影响。

日报：金融危机以来，货币政策面临重大挑战。美联储也加强了对银行业的监管，宏观审慎框架的重要性越发凸显。你是否认为央行政策面临一种“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

卡普兰：的确如此，我认为这是一种好的转变。我们大大加强了宏观审慎监管。当前，中性利率下降，这也意味着利率下降，而低利率一般都会使得资产价格出现扭曲、鼓励风险承担，因此我很庆幸我们的宏观审慎监管更加严格，尤其是针对银行。正因为这样，即使是在长期低利率背景下，我们仍密切关注、及时把控系统性风险，从而避免出现如商业地产泡沫积聚得现象，这也是为何2008年会导致金融危机，金融业过度得风险承担才导致了巨大危机。

日报：你是认同BIS(国际清算银行)和一些欧洲经济学家提出的金融周期理论?

卡普兰：我定期会阅读BIS的报告，的确非常有帮助。我通常会看三大元素——资本、流动性、互联性(interconnectivity)，不仅是针对银行业，还包括非银金融业。

美联储监管的是银行业，但我也对非银金融行业表示担忧。如果你拥有大量资金，但其缺乏流动性，仍可能面临风险。此外，对手方风险(counterparty risk)也值得关注。2008年的情况就是，对手方风险大到令人难以想象。

此外，泡沫虽然令人担忧，但亏欠有时不一定会造成系统性风险。然而，资本金匮乏加之互联性的交叉作用，这将会对市场造成致命打击，因此我持续关注的就是资金错配和互联性，需要时刻防止风险的交叉传染。

市场人士为联储提供新视角

日报：你曾在华尔街工作了22年，任高盛集团副主席，去年10月加入了美联储。你如何看待这一种角色的转变?

卡普兰：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也很好地结合了我的背景。我在华尔街工作了22年，并在学界(哈佛商学院)有十年的任教经验，而且我一直希望做公共服务，这种融合十分有益。眼下，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全球联动日趋强化，因此以一个非经济学家的身份加入FOMC(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我相信也可以为其带来商业方面的视角和价值。

日报：外界常常议论美联储和投行之间的“旋转门”，美联储的众多官员也出自高盛。你如何看待这一事实?这是否有助于美联储更好地理解市场波动?

卡普兰：其实，美联储并没有如媒体写的那样有那么多银行家，众多地方联储官员也都是纯经济学者出身。例如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和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早年也在斯坦福、普林斯顿等高校任教，之后才进入美联储。

但我认为，银行家、商界人士加入美联储是有益的，市场人士能为政策制定提供更新的视角。

日报：你曾写了几本很有趣的书，你的下一本书何时出炉?

卡普兰：我在哈佛是领导力课程的教授，现在我不写书了，也不想让美联储担心我又要写书。

其实写书的目的是为了教学，帮助人们更好了解经济金融现状，这是我的驱动力。当前我已经暂时搁笔，全身心投入美联储的工作，服务公众和社会，这也是我的新动力(310328,基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