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不振、监管力度不减的情况下，基金公司依然以短期业绩排名为考核内容，导致许多基金经理倍感‘压力山大’，加大了人才流动性。”沪上一家基金公司内部人士坦言。

对此，一位业内资深人士作了总结。他指出，随着泛资管时代的来临，基金业的牌照红利将逐步消失，其藩篱不断受到内外因素的冲击。就内部而言，表现为产品缺乏差异化、渠道缺乏控制力、人才流失愈演愈烈。就外部而言，表现为竞争对手不断增加，蚕食着基金公司的份额。在发展的十字路口，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成为公募行业共同面临的困惑。

新一轮制度红利有待释放

古语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随着话语权旁落和市场影响力降低，公募基金不得不修正原有“游戏规则”，以适应新的身份。

“市场主流资金多元化格局的出现，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对公募基金而言，意味着痛苦的转型。”一位合资基金公司人士表示。

事实上，伴随行业的发展壮大，近年来公募基金在募集、投资、管理、销售等多个环节的确暴露出种种问题，如委外基金野蛮增长、迷你基金数量骤增、基金销售环节投资者教育缺失，以及分级、保本、定增等“爆款产品”风险积聚等，均令基金越来越偏离其发展的“主赛道”。

于是，在今年上半年，“纠偏”成为公募基金行业的主旋律，监管层先后出台了多项新规，在公募基金领域开展了一场先破后立、正本清源的重建新秩序行动。

昔日被视为基金公司冲规模利器的产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监管压力。在分析人士看来，监管层的意图是引导基金公司回归本源，更加重视投研核心能力的建设。在外部环境的倒逼之下，基金行业不得不更加注重风险防范，回到资管行业的“主赛道”上来。

“公募基金的本质属性是投资人承担基金风险，但也获取基金收益，管理人按照合同约定勤勉尽职、专业运作，托管人按照合同约定有效保管监督资产。”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胡立峰表示，目前看来，出台的许多政策都旨在强化公募定位。

在行业生态格局重塑的同时，数位昔日“奔私”的大佬带着多年在私募历练积累的经验，开始重新投身公募大军。

2016年6月28日，华夏基金前固定收益总监杨爱斌联手上海华石投资发起设立的鹏扬基金获批，成为首家“私转公”基金公司。今年3月3日，由富国基金前投资总监陈继武担任董事长的凯石基金顺利拿到“准生证”。6月2日，前公募大佬莫泰山领衔的博道基金也拿到了公募基金业务牌照。此外，还有多家拟申请设立公募基金的大型私募在排队候批。

“奔私”大佬的回归，折射出公募基金业的制度建设正逐步完善。修订后的基金法不仅放开了基金从业人员证券投资的限制，更允许专业人士持有基金公司股权，这为“奔私”大佬创新公募基金公司激励机制和治理结构打开了大门，方便他们将私募行业重视人才和激励的优势移植到公募。

回首过去，不断积累的制度红利正是公募基金实现大发展的重要推手。自1998年诞生起，公募基金依靠先进的制度优势，披荆斩棘，攻城略地，在A股市场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但2007年以后，公募权益资产规模持续萎缩，市场影响力式微，制度优势、人才优势也逐渐丧失。

如今，公募行业累积的新一轮制度红利开始逐步显现。监管新规的多箭齐发令整个公募基金行业处于更加严格的监管之下，治理与运行将更加透明。携带私募行业优秀基因的人才和公司回归公募，势必对现有那些国有股话语权独大、公司治理僵化的基金公司造成冲击，倒逼其股东作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