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只能是“中国经济学”

　　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

　　无论是供给学派、货币学派还是凯恩斯主义，在各国的经济管理中都不可能单项使用。

　　上世纪80年代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这是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其一，中国进行“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形势与里根时期不同。里根推行供给学派主张时，美国经济增长率为负，通胀率为两位数。而今天的中国经济仍保持着主要经济体中相对的高增长势头，通胀风险尚未出现。其二，国际背景不同。里根对供给学派的应用，有冷战这一重要考量。而今天的国际背景没有冷战因素，各经济体之间的融合程度达到空前水平。其三，发挥空间不同。经济形势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具有更大的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偏灵活的货币政策使用的空间更大。这意味着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交叉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的空间更大。其四，着力点不同。里根时期的“供给侧改革”，一个主要着力点是“减”，减少福利开支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主要着力点在于“改”，比如在福利开支方面，从目前的政策运用看，不仅不可能减，相反会继续增加社会福利的投入。

　　最关键的是，中国具有与美国不同的经济管理传统，面对的是不同的经济现实情境。什么是中国的经济现实情境？一方面，供给侧不足的弊端已经凸现。在投资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出口面临外部环境不稳定考验的情况下，刺激消费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一驾马车。然而，网络消费和出境消费的迅猛增长表明，消费内需已得到足够的刺激，关键在于没有转化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需，许多消费力转为外需。不强化供给侧管理和改革，就无法聚集经济增长的动能。另一方面，现实中还存在供给侧不足的许多因素，制约了经济增长。比如，许多低效或无效产业、企业占据了过多的生产资源，只能“赔本赚吆喝”；旧的调控手段限制了正常的消费内需；滞后的制度因素抑制了企业活力，等等。

　　这决定了，尽管在减税、减少政府干预、防止货币发放无序增长等方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很可能与美国的供给学派理论和实践有相似之处，但不会是供给学派理论的照搬照抄。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只能、也一定是针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改革。

　　改革涉及的重点领域

　　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供给侧改革”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历史经验表明，划定重点领域，进行重点突破是让改革达到最高效率的最好办法，越是针对性强的改革越是如此。那么，“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是什么？

　　10月8日至10日，中央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在广东考察时的讲话，给出了部分回答。刘鹤表示，要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把增强企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引导好社会心理预期，重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商业法制，切实发挥企业家重要作用，着力营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场环境。这预示着，在产业层面，淘汰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激发企业活力，将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更全面地为“供给侧改革”下了定义：其一，“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是主要方式。这意味着，从央企到地方国企的整合将向下层逐级推开，“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将加快。这关系到产业层面供给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这意味着企业将通过结构性减税获益。实际上，此前明确的“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与降低成本的政策信号一致。这是在财税制度层面改善供给。

　　其三，“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这是对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再次确认。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不仅因为这一行业能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许多下游产业的发展，化解这些行业的产能，有效拉动就业，还在于从推进“人的城镇化”考量，房地产业的发展是让2.5亿缺乏相应市民权利的城镇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来的必要物质前提。这是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

　　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一论述表明了最高领导层对股市发展的态度。股市既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平台，也是普通投资者合法获得财富、提高消费能力的主要平台。这是在资本层面强调供给的稳定性。

　　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显然，这些层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这也表明“供给侧改革”不是针对经济形势的临时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改革成效的决定因素

　　制度因素、组织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由此决定着“供给侧改革”的成效。

　　根据经典定义和决策层对“供给侧改革”的表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侧改革”的目的。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就是在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无形生产要素推动的生产率提高。在中国，由于普遍的技术进步还未到来，因此无形生产要素应当主要包括制度因素和组织创新能力。也就是说，制度因素、组织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由此决定着“供给侧改革”的成效。

　　事实上，在制度因素方面，能否改进供给是现在面临的一大问题。比如，在人口红利衰减的趋势形成后，应当制订什么样的人口政策保证充足和更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供给？在中小企业天然缺乏高等级信用的情况下，应当制订什么样的金融政策让中小企业得到资金供给？在放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预期中，应当制订什么样的政策既能让房地产行业发挥经济引领作用，又避免形成过大价格泡沫？这些问题都是老问题，但一直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调控历史表明，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必须跳出短期利弊的思维视野，从长远利益考量，让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的长远目标相匹配。让“供给侧改革”达到预期效果，制度供给的创新是最重要的前提。

　　此外，组织能力的优化对“供给侧改革”也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已经推进或正在部署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国企改革等，既涉及政府组织，也涉及政府资金主导的大型企业组织，这些都属于组织能力优化的新探索。“供给侧改革”强调了继续推动这些改革的重要性。而从全局来看，不仅政府组织、大型企业组织需要优化能力，数量庞大得多的微型组织能否优化，同样重要。当前，大量微型组织生存发展困难较多，优化这些组织的能力，为其提供宽裕的市场进入空间，通过减税等措施减轻其压力是当务之急。如此才能提高其生存能力，创造鼓励创新的应有环境。

　　要看到，在有形生态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只是理想状态的表述。事实上，目前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不是没有变化，而是在冲向高点后发生了逆变化，通过有形要素提高生产率的空间已变得狭小。就此而言，推行“供给侧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已相当迫切。

　　细观之下可以发现，“供给侧改革”尽管是全新表述，但与现在已经部署并次第展开的一系列改革高度重合。从本质上看，尽管“供给侧改革”意味着经济宏调着力点可能发生变化，但不是改革总体思路的调整，而是一系列改革更具象、更明确的表达。这表明，一系列相关改革将获得更具象、更明确的操作路径，并带动改革红利更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