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本举办讲座演讲时必定会有人问，“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什么？如果中国经济泡沫破灭，今后会陷入低迷吗？”日本的业界人士担心中国经济增速在新常态下的减速可能会对日本企业在中国的事业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我在中国与中国企业交谈时经常被问，“日本经济看上去依然停滞不前，安倍经济学失败了吗？”
以上无论哪个问题，笔者的回答都是“NO”。日中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如此深厚，相互往来颇多，但彼此之间对相互的了解却依然不够。对于以上问题我做了如下回答。“中国经济增速的确略有下滑，但结构改革的推进会给日本企业带来新的商机”；“日本经济虽然增长率数值看上去较低，但拜日元贬值和资源价格下降所赐，日本企业的收益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出现了近年未有的好势头。可以说，安倍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据笔者分析，中国经济从2012年左右开始出现了巨大变化。经济增长率（实际GDP增长率）从9%降至7%也是在2012年。而且，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总额、消费者物价指数、生产价格指数、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政府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的增幅也比上年同期大幅下降。可以说，中国现在的“新常态”实际上从2012年就静悄悄地开始了。
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也出现了很大变化。在房地产行业，房屋销售面积与房屋竣工面积均有所减少，库存的调整也开始进行。同时，发达国家对华投资实际金额在2012年达到峰值后开始减少。而且，房租高涨、互联网企业崛起，加之新政府采取的禁奢令，中国大型零售业纷纷陷入不振的困境。另外，2013年1月，北京、河北等地区的PM2．5大气污染逐渐显现，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都是2012年前后发生的现象。
日中之间的经济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例如，从日中贸易额来看，日本来自中国的进口额超过出口额是在2012年。从日中净贸易额来看，很早之前日本对中国的进口额就超过出口额，但由于日本的部分商品会经由香港出口，如果将中国内地与香港的贸易额合计，实际在2012年已经出现了逆转。另外，日本对华投资额从2013年开始大幅下降。侨居中国的日本人人数大幅减少也始于2013年。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政策引发日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不断下跌也发生于2013年。如此看来，2012年已成为日中经济关系重要的转折年度。
那么，中国的新常态会对今后的日中经济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首先，在日中贸易方面，日本出现赤字的同时，最近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也正在减少。但这不能说是政治因素的影响。准确而言，这是中国自身新常态过程中带动中国开始产业结构转型而产生的结果。
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及物价上涨，不仅是日本企业，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也不得不调整以往将中国作为制造业工厂的战略。现在，在对华投资方面，服务业领域的投资开始明显增加。所以，应将发达国家对华投资的减少看作是企业战略转变的暂时现象。
另外，仔细分析日本面向中国的出口品类会发现，在碳纤维、蓄电池等高性能材料、零部件以及电梯、吸塑射出成型机、产业用机器人(行情300024,买入)等品类方面，日本的出口比重现在仍未下降。也就是说，日本的出口品类中，那些能对中国产业结构改革做出贡献的产品依然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对日本企业而言，中国的新常态可能会提供更广泛的商机。
那么，中国今后到底能否保持中速稳定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做出贡献呢？就像现在这样对公共事业为主体的投资持续，中国应该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但仅靠这些资本投资政策，迟早会看到发展的极限，因为投资效率差的行业将慢慢地不断出现。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重要的是看“能提高多少潜在经济增长率”。决定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要素除了资本投入以外，还包括劳动投入和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TFP）。由于少子老龄化，中国的劳动投入带来的经济增长效果几乎已经消失。因此，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最重要的因素即提高生产率。而这是要靠技术创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的。
为此，日本企业可以做出贡献的领域非常多。通过对服务业的投资提升物流和经营管理水平，通过对环境污染防治及节能领域的投资提高生活品质等，从中长期来看，都会为提高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最后，我想对中国的新常态化，即如何实现产业结构改革提出建议。中国至今所采取的是在所有产业领域提高国内产业水平的“整体战略”。但无论中国是何等大国，想要所有产业都拥有较高的国际竞争力是很难的。因此，为了加速产业结构改革，希望中国比现在更加积极地与海外的先进企业进行合作。
与海外先进企业进行合作时，中国经常会出现技术信息公开与知识产权保护成为障碍的案例。技术导入与自主技术固然重要，但为了切实、迅速地推进中国国内的产业结构转型，中国可以采用更多以“活用”海外技术为特点的战略。
无论是怎样的一流跨国企业，要提高经营与事业的速度，“Make or Buy（自己公司制造购买使用外部资源）”战略极为重要。我希望，中国市场在面向世界开放的同时，也能与世界共同分担市场机能。
清华大学·野村综合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理事、副主任。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工学部卫生工程系硕士毕业，进入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工作，在环境系统研究部、技术战略研究部等部门任职，1999年任野村综研经营信息咨询部部长；2002年，在上海创立野村综研（上海）咨询有限公司，任董事、总经理；2005年，回日本担任野村综研咨询项目统筹管理部部长；2007年7月开始担任现职。研究方向：中国战略、产业政策、环境系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