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前期调研、专题研究之后，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具体方案也将在近期发布。
作为2015年上海市委的“一号课题”，“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已经成为上海最为关切的话题之一。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是“一号课题”研究的参与者，他近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未来十年将是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重要机遇期，如果充分利用这个时期，上海不仅能够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之一，更有可能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策源地。根据研究，上海交大提出了“5+2”的战略发展思路。
不过，体制机制的限制，依然是目前上海需要首先破除的障碍。比如，要走通产学研环节，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核心是要在高校和企业中形成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但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
数据资源是未来的富矿
第一财经日报：上海要打造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但此前的全球重大科技革命，一直都是欧美主导。如果对标国际，你认为上海建设科创中心有哪些原因和优势？
张杰：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科技革命将要爆发的前夜。这次科技革命主要的原因，是“互联网+”，互联网与社会经济活动各方面加速融合，但互联网远超工具范畴，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很可能比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还要深远。
此前工业革命没有可能发生在中国是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基础。但“互联网+”的时代，中国有了一定的基础。中国目前有6.5亿网民，5亿智能手机用户，都是世界最大的体量，而且通信网络和智能芯片在各行业已开始广泛应用，这些都为“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提供了基础。
认真研究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大致有一个30年的新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经过了10年发展，接下来的20年，是上海很重要的一个机遇期。
我们认为上海不仅要学硅谷、纽约，要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之一，更要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策源地。
日报：上海要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成为策源地，应该如何选择切实的路径？
张杰：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一定要和上海本身的优势结合起来。上海的优势是，创新人才、创新技术和创新环境等要素的充分集聚；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上海四新经济等，这些和“互联网+”结合，才能形成全球科创中心。
日报：结合上海已有的产业结构和基础，应该集中在哪些领域率先突破？
张杰：我们认为，上海应该有“5+2”的战略发展思路。其中“5”是指5大战略行动计划，当然，这5大战略权重不是均等的。
具体来说，就是以智慧城市为基础，将互联网与上海的制造业、医疗产业、金融贸易产业深度融合，形成高端智能制造、精准医疗健康、互联金融贸易；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还要建设国家科学中心，助力全球科创中心建设。
“2”是指两大资源。上海之前的资源主要是人才资源，我们希望通过科创中心建设，以后上海还有另外一个资源，就是数据资源。人才资源和数据资源与五大战略会形成乘数效应，以后上海的发展速度会更快，质量会更高。
2020年，中国数据总量将达到8.4ZB，占全球总量的24%，变成全世界最大的数据资源国。数据资源集中在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政府掌握80%的数据信息资源。这是一个巨大的富矿。
智慧城市1.0版本是数据采集，2.0是数据处理，3.0是数据应用。很多城市说自己是智慧城市，其实只是完成了数据采集，更重要的是数据处理和应用，应用后就形成了产业。
目前，上海城市互联网基础设施还不足以完全支撑城市的发展需求，网络带宽和结构、成本、覆盖率等问题限制了城市创新和转型的能力。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是第一步
日报：在谈到创新时，上海也经常拿来和北京、深圳比较，你认为上海的特点和优势在哪里？
张杰：上海的优势很明显，就在于实体经济，在于产业和服务业。
比如，上海传统优势是制造业，随着周边地区快速发展，这已经不再是优势了。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将又变成优势。“互联网+”不在互联网本身，而是用互联网来提升产业的能级，这也是美国重提回归制造业的原因。
5大战略行动中的高端智能制造，就基于此。国外全球科技创新城市的发展经验表明，高端制造业是创新发展的基石。
上海的制造业以后与物联网、工业大数据深度融合，可以形成制造业的两级，一是进行极端制造和新材料制造；二是提供定制化产品与服务。
上海工业基础优良，行业和产品覆盖面宽，但缺少在国际上处于顶尖的行业和产品；国家过去的科技计划都是支持创新，缺少对于更好、更精的支持，智能制造是很好的切入点。
我们也建议开展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首先在若干重大行业和企业取得突破：比如智能化工厂，可以在化工、冶金、食品等行业试点；数字化车间，可以在汽车、船舶、发电、机械等行业突破。
经过一段时间试点，周期是10年，更新换代完成后，上海就可能在这些领域走到世界前面。
日报：在创新中，大家讨论更多的是政府与创新主体的关系，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才能更好地让创新涌现？
张杰：政府在科创中心建设中当然不能替代企业做创新，而是应该做顶层规划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要为创新提供政策、文化、体制机制方面的支持，其中，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是第一步，最终创新要靠激发所有人的积极性来实现。所以在5+2里面，也都是涉及基础设施、政策、文化方面的内容。比如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上海要打造的科学中心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基础层面，发挥以前沿科学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核心的交叉学科创新集群优势，形成基础前沿研究领域的上海学派。二是要和产业联合起来，支持核心产业发展。
从城市文化的层面来讲，政府需要引导，形成创新创业的文化，每个人也都需要改变自己的思维为创新思维。
利益共享机制需要得到优化
日报：上海有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你也认为学校的使命就是要成为“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核心建设者”，但现实的问题是，产学研结合、科研成果转化率都不尽如人意，高校在创新中的角色该如何看待？问题出在哪里？
张杰：产学研没有走通，外界经常认为是大学的责任，其实我认为是体制机制的原因。我们做过一个简单的测算，假如说把现在浦东已经允许使用的科技政策应用到上海交大，我们马上会有十几个教授变成千万富翁。
上海交大其实有很多成果，能够很大程度上提升产业能级，但是因为政策还没“走”到这一步，影响了这些科研成果变成现实的生产力。
现在是一个怪圈，一方面国家投入大量科研经费给大学，但很多科研成果终止于发表论文，并没有继续推进产业化。而与此同时，企业需要新的技术，却只能到国外去买。
日报：所以你认为，利益共享机制是产学研合作中，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
张杰：是，利益共享机制是最核心的。创新，最重要的是激励，这样的话，大学才能变成社会的创新发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