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真的是张镭出差，假如真的是陈小姐没有通知到张镭，那么何以记者在之后两天都还是未能联系到张镭本人。记者打遍了中投公司的5个部门的固定电话，其中有说不认识张镭的，也有说不在的，总之记者就是找不到张镭本人。是真的没有传达到，还是根本就是张镭在躲避记者的“追踪”？

　　其实，在6月2日，张镭有打过一次电话给本报，只是当时的电话效果很差就挂断了，但是之后，那个号码也失灵了，张镭也随之“销声匿迹”了。

　　而在这个过程中，中投证券也是极度地不配合记者的采访，中投证券法律部的陈小姐在6月2日用“我会让张镭再联系你”搪塞了记者之后，6月3日记者再次打过电话去问的时候，陈小姐很生气地对记者说：“你不能这样子，这是要走一个法律的程序的，你要给我们一个采访提纲，我要汇报给领导。”

　　然后在昨日的时候，记者先是中午三点的时候给中投证券研究所的李小姐发了传真，然后公司的电话就一直处于无人接的状态，直到4点30分，记者才勉强联系到李小姐，她告诉记者，没有收到传真。于是，记者又重新发过去了一份，当记者问及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回复的时候，李小姐很不确定地对记者说：“我得先向当事人和公司先了解这个事情。”而且在时间上，她说：“这个说不准，得向公司先反应这个事情。”当记者问：“明天或者后天行吗？”李小姐依然很不确定地告诉记者，“很难说”。

　　如果是真的给领导汇报，几天的时间总该够了，可是这样一拖再拖，给记者的采访任务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以至于到昨天发稿为止，记者还是没有能够接到公司方的任何回应。

　　到底是工作人员在和记者“躲猫猫”，还是中投证券有什么难言之隐，记者无从得知。

　　总之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没有办法联系到张镭本人，是一种内部保护？还是有其他的什么原因？“遥遥无期”的回复就是让记者无法接近分析师本人，无法揭开事情的真面目。

　　“乐观评级”为何如此多

　　经常看研究报告的投资者，或许都会发现，在目前的券商研究报告中，投资评级为“推荐”“买入”等评级的比比皆是，但是“回避”“减持”等不乐观评级则是非常少见的；那么，为何券商的研究报告中给出的投资评级多为“乐观评级”呢？

　　“由于目前的许多研究报告都要带有一定“商业性”，在林林总总的‘利益’影响下，研究员对上市公司的研究报告作出乐观评级是行业的“潜规则”。这是也是券商研究员对上市公司的研究报告中多作出乐观评级的一个原因”。一位券商研究所的所长告诉记者。

　　他进一步补充道：证券公司有不少的大客户是上市公司，他们是证券公司利润的来源；在研究员出的研究报告内容与上市公司的出现利益冲突时候，研究员一般都会肯定站在上市公司的立场来作出“评级”的，因为如果研究员出的报告对相关的上市公司不利，相信以后研究员想再到相关的上市公司去调究将会是非常难的，而上市公司也极有可能会从其所在证券公司消户；研究员有可能会被降低工资甚至被炒，因为他不懂得如何协调与上市公司利益一致的问题，不符合证券公司等机构的商业目的。

　　“目前基金公司在市场影响力如日中天，券商对基金分仓的渴求和竞争日趋激烈，基金对研究员评价的握有绝对话语权，使得研究员在对基金重仓持有的股票作评级时，往往投鼠忌器，特别是涉及负面评级时。”上述券商研究所确所长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