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刘士余介绍，两年来，证监会严厉打击欺诈发行和虚假信息披露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严惩了一大批危害市场、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不法分子，有效遏止了一段时间以来资本市场恶性违法犯罪活动蔓延的势头。证监会专门组织实施了IPO财务信息披露核查等专项监管执法行动，进一步净化了推进实施注册制改革的市场环境。

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证监会启动调查478件，新增立案案件312件，其中重大案件90件，同比增长一倍。全年办结立案案件335件，同比增长43%。

第三个明显变化是信息披露监管增强。信息披露是注册制改革的核心，过去两年，监管部门加强信息披露监管，推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欺诈发行“先行赔付”制度、投资者保护机构“持股行权”，以及对上市公司进行“刨根问底”式实质性信息披露监管等，探索投资者权益保护新举措，完善有利于注册制改革的配套制度安排。

“投资者对注册制的理解存在较多误解，不少人将注册制理解为没有门槛、大规模上市，所以过去总是‘谈注册制色变’，一提加快注册制改革，股指就受到压力。”董登新表示，在这种情况下监管层选择淡化“注册制”这个概念的提法，但实际上却没有放慢“创造条件”的步伐。

在注册制框架下，交易所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过去两年间，证监会一直在对交易所的一线监管和审核功能进行强化，悄悄“练兵”。审核方面，证监会抽调交易所人员参与IPO审核，增加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中交易所人员比重，以及由交易所实质承担部分公司债券发行预审职能等措施；监管方面，修订《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探索推进“以监管会员为中心”的交易行为监管模式，完善交易所对发行人、投资者、会员的管理措施和手段。

刘士余还透露，通过两年努力，交易所在适应注册制改革新机制要求的制度、人才、经验、能力等方面的准备工作已经日趋成熟。

对接“新经济”

改革大方向确定，关键是“怎么改”。

证监会2018年工作会议提出，以服务国家战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导向，吸收国际资本市场成熟有效有益的制度与方法，改革发行上市制度，努力增加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加大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支持力度。

再加上近期监管层密集调研科技类企业，让市场对下一步改革充满期待：A股是否很快就能迎来自己的“BATJ”？是否能够接纳备受追捧的“独角兽”企业？

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对上市标准等核心问题的挑战。如果能够突破，意味着上市标准多元化、盈利门槛降低甚至允许亏损。

早在2014年阿里巴巴赴美上市时，内地交易所及投资者就纷纷扼腕叹息。时任深交所总经理宋丽萍就曾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创业板在内地启动之后，当当网、阿里巴巴这些企业却依然选择到境外去上市，这个问题值得反思。为了增强创业板的吸引力，深交所积极参与修订创业板的IPO规则，据宋丽萍当时透露IPO规则将“很快颁布”。

但是改革因市场波动等多方原因而放缓，如今港交所改革上市制度、小米公司启动上市进程，如何留住下一个“BATJ”公司，不再让内地投资者“望洋兴叹”，也成为监管层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当前注册制改革面临很强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董登新分析，一方面，十九大对金融和资本市场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高质量发展作出明确部署，这都对资本市场提高包容性、对接新经济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香港市场在支持创新创业企业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也让内地市场的改革更加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