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并现金流量表显示，2018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65181.82万元，以之与同期含税营业收入勾稽，可见这年有17912.45万元的含税收入没有获得现金流入，理论上这将导致相同金额的经营性债权的增加。然而，金达莱2018年年末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为61908.58万元，加上这年的坏账准备9322.81万元影响，71231.39万元的合计金额相比上一年年末相同项目60245.63万元的合计金额仅增加了10985.76万元，与理论值相比相差了7693.85万元，这个差值难道是当年的预收款项出现大幅减少所导致的吗？

实际上，金达莱在2018年年末的预收款项并不算太多，资产负债表显示该项目金额为7687.96万元，跟上一年年末的6920.79万元相比，不但没有减少，相反还增加了767.16万元。如此的一增一减的结果是，金达莱在2018年存在7693.85万元的含税营业收入既没有现金流入，也没有获得应收、预收款项增减变化支持的情况。

同样，我们进一步分析2017年的营收情况，可以发现这一年的营收与相关财务报表数据也是不匹配的。根据17%税率计算，2017年的含税营业收入为56634.55万元，相比同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45876.37万元多出了10758.18万元。理论上，这部分未收现的含税营业收入是需要形成相同规模的经营性债权的。

在2017年的资产负债表中，考虑到坏账准备的影响之后，当年年末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比上一年年末增加了10794.67万元，表面上这个数值跟未收现含税营业收入额大致相等的，只要预收款项增加36.49万元就能够使得各项数据恰好匹配。可事实上，2017年年末的预收款项6920.79万元相比于上一年年末的数据新增金额还高达6363.32万元，如果将这个因素考虑在内，则意味着2017年有6326.82万元的含税收入是没有获得相关财务数据支持的。

2015年和2016年数据也有问题，同样的分析方法推算出金达莱在这两年也各有数千万元的含税营业收入与财务报表相关数据不匹配。虽然，各年年报中均披露了“已经背书或已贴现但尚未到期的票据情况”，但所披露的金额仍无法对上述分析发现的异常金额做出合理解释。

实控人曾占用公司资金受罚

除了财务数据上偏差，实际控制人的问题也是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不能忽视的，实控人行为在企业经营中决定着公司治理是否健康，而金达莱的实际控制人在过往经营中所存在的问题恰恰是不容忽视的，其通过关联交易、管理决策等方式滥用控制权，间接侵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

2018年年报显示，截至当年年末，金达莱的实际控制人廖志民持有公司股份61.23%，这说明实控人对金达莱的控制是比较强势的。而正是实控人的强势，可以看到金达莱的关联方交易种类和项目众多，例如采购和销售的关联交易、关联方资金占用、关联租赁、关联担保、关键管理人员薪酬、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等等，金额上少的有数十万或数百万，金额多的合计能超过千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实控人存在资金占用的情况且未披露占用公司资金事项还有：2014年7月25日公司代廖志民缴纳个人所得税100万元，后于2014年8月20日归还；2014年11月11日公司代廖志民缴纳个人所得税691.38万元，后于2014年11月12日归还612.33万元，于2014年11月20日还清。显然这些事项是违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也导致了江西证监局要求公司董事长即实控人廖志民、副总经理兼董秘陶琨、财务总监邓红云接受监管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