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 崑：生态环境问题已危及“一带一路”建设，由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国土面积不到世界的40％，人口却占世界的70％以上，人口密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一半以上。境内年均水资源量只有世界的36％左右，但年水资源开采量约占世界的67％，对于环境和水资源的压力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东南亚地区，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空气污染问题凸显，严重地影响了区域可持续发展。而中亚是全球生态问题突出的地区之一，干旱缺水、地震频繁，外来环境污染加重，人口增长过快，咸海生态危机愈演愈烈，资源环境压力正在增大。此外，各国为了保护草坪不受病虫害和当地野草侵扰，不断使用化肥和农药，严重污染了城市大气环境、地表和地下水环境以及土壤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些沿线国家对环境管理的基础信息和风险底数不清，环境监测监管、预警应急、管理能力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环境风险预防预警和管控能力低，生态承载力持续下降，进一步加剧了生态风险。

我国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也遇到环境问题。目前有关部门发布的“一带一路”有关政策文件中，对生态、环保、绿色化的关注和政策设计严重不足。在我国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还没有意识到其自身代表着中国企业形象和肩负着企业责任，把在国内不注重环保的不良行为和粗放式经营方式带到相关沿线国家，遭到当地政府和司法部门的惩罚。随着我国直接投资数量不断增加，环境问题的风险也在逐步积累，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甚至危及国家间关系。

因此，“绿色化”是中国深化与沿线各国经济合作的负责任大国形象，经过认真研究，我们认为，我国可推广以生态农业、水资源治理和可再生能源开发的“三点支撑”打造出绿色发展的“一带一路”，首先，生态农业、水资源治理并行，让可再生能源开发良性互动，促进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因为农业多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支柱产业，将东南亚和中亚地区适宜耕种的土地逐步转化成耕地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关键。

其次，要改变东南亚国家水资源不均衡，关键是改变农业灌溉模式，水资源治理将带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初步计算，在中亚的一半适耕土地上打井，即便建设10000千瓦规模的风电站，也需要建设3120座。如果在中亚建立相应的生产基地，可以产生巨大的产能合作项目。此外，将农产品等运至国内将带动中亚国家交通工具、铁路建材、钢铁水泥、机械加工等一系列的产能引进，将跨越式提升中国－中亚的产能合作。

总体上，以农业为基础，契合沿线国家的现实情况和基本需求。生态农业开发有助于相关国家农业现代化，使我国获得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农产品供给。而水资源治理不仅有助于改善当地环境，也有利于缓解邻水资源纠纷，促进我国西南和西北边疆稳定。可再生能源开发有助于消化我国过剩产能，带动我国能源产业“走出去”。

继续推进 “一带一路”需要完善合力共建、趋利避害的推进模式

中国经济时报：“一带一路”建设自2013年底推出以来，作为一项世纪性的复杂系统工程，毫无疑问需要合力共建。“合力共建”需要哪些支持？

翟 崑：未来，“一带一路”建设可以继续完善多利益相关方采用“合力共建、趋利避害”的推进模式。总体上，可以由“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完善升级“一带一路”的总体规划，统筹国内国外，调动国内多种资源，因地制宜，整体规划，综合施策。原则上，总体战略规划应与国内治理体系的改革一致，顺应国家总体安全观以及《国家安全法》。内容上，总体规划既要包括《“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等侧重趋利的内容，还要包括建立相应的风险防范体系等避害的内容。总体战略规划强调运用“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协调官方、商业、产业、学术、媒体、军队、民间、宗教、法律、金融、保险等各个领域的相关方，争取让国内外的多利益相关方，如政府、企业、媒体、智库、民间组织等协调配合，争取共赢。

中国经济时报：在合力共建的过程中，政治上的危机对“一带”与“一路”的发展存在哪些差异影响？如何采取有效对策来平衡这种差异？

罗雨泽：在危机方面，“一带”主要是极端主义、恐怖主义风险，“一路”的政治风险大些。目前总体局势都比较稳定，尚未称为危机管控。当前，关键应建立危机防控的应对机制，一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加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应汇集各方面的资源和信息，做好风险评估预警。

翟 崑：“一带一路”建设在为地区和全球互联互通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也将面临复合型风险，其中，政治安全风险首当其冲。“一带一路”建设与“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的深刻调整转型期重叠交织，地区形势复杂多变。沿线各国多处于政治转型阶段，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风险联动将始终贯穿“一带一路”建设。国内外的相关方利益深度卷入既要承受各自风险，又要协同管理风险，形成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

其次，“一带一路”建设体现的就是兼顾矛盾、突破困境，带动甚至是逼迫中国企业在进行动态、阶段性风险评估和预测的基础上，主动采取风险应对措施，创造性地将风险转化为利益。中国企业从争取当地民众的认可，到应对恐怖主义；从化解政府监管挑战，到政局更迭中艰难推进，既需要借助系统的政治安全风险评估来支持顶层战略设计，也要有具体微观的保障措施。企业在决定投资或运营项目前，对投资地区或国家的政治局面、政策监管、安全形势、各利益相关方诉求等方面应进行分析，结合项目本身得出有层次的风险评估，才可以更有效地进行远景规划和设计细致的风险管理预案，以保证投资收益为正。

谢士强：自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来，无论是“一带”还是“一路”，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对比“一带”与“一路”之间的发展还有较大差距。

除了因为和有关国家之间政治互信有所不同、经济互信有所差异和安全互信有所不一等以外，还与如何妥善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甚至领土领海危机、地区领导权危机和资源能源危机等各种危机管控的态度、方式和机制建设都有关系。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可能会严重影响重大基础设施的有效实施。

由于我国和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互信较高，并积极借助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协调机制，及时处理各种分歧，“一带”发展相对较快。

相反，我国与越南、菲律宾、美国、日本等国存在一定的纠纷，截至目前还没有找到一条比较合适的解决方案，如果这些国家联手，必将影响“一路”的发展。

我认为有效破解两者之间的发展差异，关键在于如何妥善处理我国与这几个国家的基本诉求，然后再采取有效的协调机制。比如，我国和东盟部分国家之间，可采取经济先行、外交跟进、主权搁置的基本方针，在吸收借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经验的基础上，抓紧成立南海区域经济合作委员会。一方面可以满足越南、菲律宾等主张多边协调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也可暂时搁置与越南、菲律宾等国的领海主权争议，还可将美国、日本等干扰南海稳定和“一路”发展的国家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