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活动的集聚往往伴随着人口的集聚。

以上海（楼盘）为例，2015年上海常住人口约2415万人，较2000年累计增长超过44%，聚集了全国近2%的人口。出于对人口过度集聚的担忧，国务院2014年曾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那么，我们应如何确定一个地区合意的人口集聚度、如何判断未来的人口流向？本文将从经济集聚与人口集聚相匹配的视角出发，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经济集聚与人口集聚

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地区的经济集聚程度与人口集聚程度将逐渐趋于一致。研究者张车伟、蔡翼飞分别使用GDP占比和人口占比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集聚度和人口集聚度，并以GDP占比与人口占比的比值来衡量该地区经济分布与人口分布的匹配程度（下称“匹配度”）。匹配度越接近1，经济集聚程度与人口集聚程度就越一致。

表1中列举了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匹配度演变过程。1910年，美国仅25%的地区的匹配度介于0.9和1.1之间，仅72.5%的地区匹配度介于0.6和1.4之间。在2007年，美国匹配度介于0.9和1.1之间的地区占比提高到40.4%，匹配度在0.6到1.4之间的地区占比提高到95.7%。地区经济与人口分布的匹配程度明显提高。

1965年，日本仅17%的地区的匹配度介于0.9和1.1之间。到2007年，这一比例提高到40.4%。1965年日本匹配度介于0.6到1.4的地区占比为89.4%。到2007年，这一比例提高到95.7%。

此外，法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经验也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区经济集聚程度与人口集聚程度将趋于一致。

从中国的数据来看，在本文考察的31个地区中，匹配度处于0.9到1.1之间的地区占比仅为12.9%，而美国和日本则高达40.4%；我国匹配度在0.6到1.4之间的地区占比约71%，也远低于美国和日本的95.7%。

与中国相似，新兴经济体如智利、墨西哥也存在着经济与人口匹配程度较低的问题。然而，从匹配度处于0.8到1.2之间的地区占比来看，中国该比例为29%。但在智利和墨西哥，该比例都已达到了40%以上。

由此看来，我国各地区的经济集聚程度与人口集聚程度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

　　未来人口仍将主要流向东部地区

经济集聚程度高于人口集聚程度意味着，该地区每单位人口能够创造更高的经济产出，进而获得更高收入。因此，经济集聚程度高于人口集聚程度的地区能够吸引外来人口，提高当地的人口集聚程度，并最终使经济集聚程度与人口集聚程度趋于一致。

据此，我们以地区经济与人口的匹配度为基础，对未来的人口流向进行大致的判断。匹配度高于1，意味着该地区的经济集聚程度高于人口集聚程度，将吸引人口流入;而匹配度低于1，意味着该地区的经济集聚程度低于人口集聚程度，将引起人口流出。

除港澳台外，我国共有三个省级行政区的匹配度大于2，分别为北京（楼盘）、上海和天津（楼盘）。这意味着，北京、上海和天津的经济集聚度远高于人口集聚度，今后人口很可能将大量流入这三个城市。

10个地区的匹配度介于1和2之间，分别为江苏、浙江、内蒙古、福建、广东、辽宁、山东、重庆（楼盘）、吉林和湖北。这说明上述地区对外来人口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然而，近年来吉林、辽宁和湖北的人口占比持续下降。以吉林省为例，2009年前，吉林省人口占比高于GDP占比。然而，2008年至2015年间，吉林省GDP占比出现异常波动，但人口流出势头不减。因此，吉林省GDP统计中可能存在误差，导致2009年后吉林GDP占比高于人口占比。辽宁与湖北的GDP统计中也可能存在类似误差。

其余18个地区的匹配度小于1，经济集聚程度小于人口集聚程度。其中，贵州（楼盘）、云南和甘肃三省的匹配度最低，均小于0.6。因此，贵州、云南和甘肃三省或将面临较大的人口流出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