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引发了全社会广泛的讨论。这个政策已被写入刚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个五年规划建议》，“全面二孩”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人的需要。如果新一轮婴儿潮到来，各类社会政策能否准备就绪呢？

首先受到考验的将是教育系统。对于教育规划的决策者而言，要规划增加多少学校和学额，既要看每年的新生婴儿数，还要看其长期变化趋势。由于“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更可能只是在释放整个社会对二孩的“积压需求”，新生婴儿数可能在短期会很高，但长期趋势却几乎必定是会一路下行。于是，教育规划的决策者要面对这样一个困局：要不要为这短期骤增的出生量，增拨教育硬件的基建投入并增加教育系统的人事编制？

“单独二孩”政策推行之初，卫计委的期望是每年增加200万新生婴儿，但至今执行近两年，仅100余万的夫妇申请了指标，而生下了二孩的更是少于100万。今年下半年，各地申请二孩指标的数量还在不断下降。“积压需求”已接近释放完毕。如此背景下，“全面二孩”的推出显得顺理成章这是对新生婴儿数的第二次“托市”。“全面二孩”也将释放“积压需求”，但它还能同时创造新的需求吗？这一次，卫计委期望每年新增250万婴儿(相关文件未明确此数字是否包括单独二孩部分)，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

如果中国父母的生育意愿，像外界预期的一样，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变得保守。那么，在这些生育的“积压需求”释放后，新生婴儿数可能又会回复到略多于2013年之前的水平。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整个2010年代甚至2020年代的中国人口出生数是一条基本平缓的曲线，中间有四年是凸起，但随后又跌回本来的水平。

如果人口的骤升骤降只是某一年(例如龙年、虎年)，教育系统不必进行重大调整，只需将原有编制拉扯一下，比如把一个50人的班变成60人，或者整个年级新增一个班。这对于一个学校而言，只是匀出个教室，让主科老师兼多点次科而己，并非大问题。但是，如果连续几年都是这样子，那就会超出一家学校的承受上限。届时将需要建新校来容纳新增的学生。然而，几年之后，这些学校又会招生不足，新建硬件有被闲置的可能。

可能会有人认为，新增的需求可以交给市场力量来满足。理论上看，这的确是一个选项。不过，如果由市场提供的部分并不由政府购买再交给家庭使用，而是要求家庭自费购买，那就会带来教育公平的问题。笔者希望，教育部门能尽早形成并公布应对“二孩时代”的完善措施，让家长们放下心头大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