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首次谈及股市

在访美前夕，习近平主席罕见接受外媒采访，他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市场波动不会阻止改革步伐。

习近平以书面形式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做出上述回复。华尔街日报称，这是习近平自今年夏天中国股市暴跌之后，首次接受外媒采访。

部分采访原文如下。

在谈到资本市场时习近平表示，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的改革方向，不会因为这次股市波动而改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简言之，就是“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

股市涨跌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一般情况下政府不干预。政府的职责是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股市长期稳定发展，防止发生大面积恐慌。

前段时间，中国股市出现了异常波动，这主要是由于前期上涨过高过快以及国际市场大幅波动等因素引起的。为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遏制了股市的恐慌情绪，避免了一次系统性风险。境外成熟市场也采取过类似做法。在综合采取多种稳定措施后，市场已经进入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阶段。

主席还说了啥？

总结一下习大大的话：

1、虽然A股这熊孩子很闹心，但还是不能不管的；

2、经济压力虽然大，但还是有底气保持中高速增长的；

3、反腐风暴将进一步延续下去；

4、改革有难度，但还是要改革；

5、外汇储备还很多，不会花光。

谈改革

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的改革方向，不会因为这次股市波动而改变。

在谈到改革时习近平表示这一轮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但中国将坚定不移实现改革目标：

在当前世界经济大环境下，各国经济都面临着困难，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一定下行压力，但这是前进中的问题。

我想特别强调，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中国都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

2014年，我们蹄疾步稳推进各项改革，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此外有关部门还完成了108 个改革任务，各方面共出台370条改革成果。今年以来，我们已经推出了70多个重点改革方案。9月15日，我们讨论通过了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加快完善价格机制、鼓励和规范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等改革方案。我们今年确定了100多项重点改革，还要继续出台一批重大经济改革举措，把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改革举措往前排，将在财税、金融、开放、司法、民生等领域集中推出一些力度大、措施实的改革方案。

中国这一轮改革是全面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经过努力，一些多年来难啃的硬骨头啃下来了。这些改革是真动了奶酪、动了真格。改革必然会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改变一些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当然会有难度，不然就不叫改革了。

所以，我说过，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改革关头勇者胜。同时，改革要扎扎实实干，想入非非不行，哗众取宠不行，蜻蜓点水也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实现改革目标，风雨无阻，勇往直前。

谈经济

习近平在谈到中国经济时表示尽管遭遇一时困难，但中国经济方向正确、潜力充沛，外国投资者需要将眼光放长远：

中国经济增速仍然居世界前列。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7%，在世界总体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这是来之不易的。根据我们设定的发展目标，即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就可以做到。

中国经济运行仍然保持在合理区间。中国需要的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以利于走得更稳更远。我们正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倚重消费拉动。我们希望通过解决这些问题，使中国经济凤凰涅?、浴火重生，保持强劲发展动力。

在当前世界经济大环境下，各国经济都面临着困难，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一定下行压力，但这是前进中的问题。我想特别强调，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中国都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我们将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居民储蓄率高，消费潜力巨大，人民工作勤奋，中等收入者比重在提高，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空间和潜力都很大，今后一个时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有基础也有条件。

风物长宜放眼量。分析中国经济，要看这艘大船方向是否正确，动力是否强劲，潜力是否充沛。在大海上航行，再大的船也会有一时的颠簸。只要投资者全面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近期中国为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制定的战略以及中国经济各项数据和趋势，就会作出正确判断。上海美国商会今年发表的报告显示，约95% 的受访企业计划加大或维持在华投资。这是300多位美国企业家的选择。我相信，聪明的投资者都会作出同样选择。

谈外企待遇

部分外企反映在华投资开始受到不公平政策待遇，习近平对此表示：

利用外资是我们的长期方针。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吸收外资给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宝贵的管理经验、众多的国际化人才，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尊重非歧视性规则的国际营商惯例，遵守国民待遇等入世承诺，公平公正对待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欢迎跨国公司同中国企业开展各种形式合作。近年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投资便利化，大幅度取消限制类项目，推动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及时解决外国投资者合理关切，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努力营造公开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高效的行政环境、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国际权威机构调查表明，中国依然是当前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东道国。有关中国投资环境发生变化、外资对中国失去信心的说法很不符合实际。2014年，中国吸引外资规模居世界第一，达到1200亿美元，连续23年保持发展中国家首位。今年头8个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853亿美元，同比增长9%。中国将进一步放宽对外商投资的市场准入，同时也要健全外商投资监管体系，修订外商投资相关法律，依法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

希望外国市场的大门也能对中国投资者敞开。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性政策，愿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同有关国家的经贸分歧，积极推动建立均衡、共赢、关注发展的多边经贸体制。

谈军事

关于中国军事实力和军事行动的扩张引起美国政府关注以及部分亚洲国家担忧，习近平表示：

中国历来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中国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并不是为了穷兵黯武，我们没有这个想法。在国土之外，中国在亚洲没有任何军事基地，没有任何驻军。中国是一个大国，领土、领海、领空广阔，具有漫长的边界线，需要对国防建设保持一定投入，也需要保持适度规模的军队。为表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我不久前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中国早就承诺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称霸。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中国军队在亚丁湾护航、打击海盗、参与叙利亚化学武器外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军队在周边最多的行动，就是应邀帮助一些国家应对自然灾害。中国军队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

中美都是亚太重要国家，亚太是中美利益交织最密集、互动最频繁的地区。中美两国都希望亚太地区保持和平稳定，这符合两国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亚太应该成为中美加强协调和配合的合作社，而不应该成为中美互相角力的角斗场。我们的态度是，凡是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我们都欢迎：凡是可能导致地区冲突和动荡的事，我们都反对。

中美双方应该在亚太地区积极践行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理念。中国军队2014年首次参加“环太平洋(行情601099,咨询)军演”，中美两军正在推进“两个互信机制”建设，期待中美在亚太地区寻找更多契合点，不断增进战略互信，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繁荣。

谈亚投行

关于亚投行和全球治理结构，习近平表示中国不想也不会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一家独大，并欢迎美国加入亚投行：

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中国没有这种想法，也不会这样做。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一直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世界上很多有识之士都认为，随着世界不断发展变化，随着人类面临的重大跨国性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有必要对全球治理体制机制进行相应的调整改革。这种改革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穷则变，变则通。”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世界，都需要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保持活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需求。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应该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这不仅有利于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合作，也有利于双方合作推动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

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际合作。因此，我们应该为国际发展事业作出贡献，很多发展中国家朋友对中国提出了这方面的强烈愿望。建立亚投行，主要是为满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以及亚洲各国在深化合作方面的愿望。据世行、亚开行测算，2010年到2020年，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达8000亿美元。亚投行可以为这种需求多提供一种资金投入选择，因而受到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面对这么大的需求，亚投行只是一个渠道，不可能包打天下。亚投行是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多边开发机构，将同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相互补充。除了域内国家，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也都加入了亚投行。中方欢迎美国参与亚投行，从一开始我们就是这个态度。

我不认为世界上哪个国家可以使全球治理结构向自己倾斜，也不认为这样做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全球治理结构如何完善，应该由各国共同来决定。联合国马上就要举行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一道，推动建设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完善全球治理结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谈中美分歧与合作

关于中美之间的分歧与合作，习近平表示中美存在广泛共同利益，事实证明两国可以密切合作：

中美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责任，存在广泛共同利益。中方愿同美方携手应对重大全球和地区性问题，己经做了很多事，还将继续做下去。中美在应对朝核、伊朗核、巴以和谈、南苏丹、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等一系列国际和地区问题及全球性挑战方面开展了密切协调和合作。当然，中美在处理一些问题时思路和方法并不完全一致，有不同才能相互补益，找到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

看待中美关系，要看大局，不能只盯着两国之间的分歧，正所谓“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贸易总量占世界五分之一。这两个“大块头”不合作，世界会怎样？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2013年夏天，我同奥巴马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作出共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抉择，其核心内容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两年多来，围绕这一共识，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日益深化，水平不断提升，双方就几乎所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及全球性挑战保持着密切有效的沟通和协调。事实证明，中美两国利益己日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国关系发展不仅造福两国人民，也有力促进了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

当然，一个家庭还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中美两国难免会存在一些分歧。双方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聚同化异，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对可以解决的问题，双方要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加以解决。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要以建设性方式善加管控，防止激化或升级，防止对两国总体关系和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合作大局造成干扰。

国与国交往始于人民。中美两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源远流长。早在230多年前，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远渡重洋来到中国。70多年前，在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斗争中，美国人民”跨越海洋和地心引力气义无反顾前来中国帮助我们。36年前，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揭开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新的一页。实践证明，中美两国友好可以跨越时空。

“习奥会”看点一览

索罗斯：中美有没有未来？

作者：乔治·索罗斯

翻译：杨晗轶

来源：观察者网

无论政治领域还是金融领域，国际合作都在下降。自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再未成功解决过任何重大冲突；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只留下辛酸的结果；世界贸易组织自1994年以来从没在重大贸易谈判中达成一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方式严重过时，因而其合法性越来越受到质疑；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脱颖而出的20国集团，本有潜力成为国际合作的强大机制，如今似乎已迷失了方向。在各个方面，国家的、宗派的、商业的和其他特殊利益都凌驾于共同利益之上。

这种趋势现已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根本谈不上什么全球秩序，只能叫全球失序。

在政治领域，区域性冲突不断恶化升级。

单独来看，这些冲突或许能够得到解决，但它们往往互相关联，在某个冲突中失利的一方往往是另一个冲突的始作俑者。例如，叙利亚危机恶化时，俄罗斯和伊朗出于各自的目的为阿萨德提供支援。沙特阿拉伯为伊斯兰国提供本钱，伊朗为报复沙特，在也门煽动了胡塞武装叛乱。内塔尼亚胡试图说服美国国会放弃与伊朗的核谈判。世界上有太多冲突，国际舆论很难施加积极的影响。

在金融领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失去了垄断地位。

在中国的领导下，另一套同性质的机构正在成型。这两套体系之间会爆发冲突，还是会找到合作的方法？由于金融和政治领域之间也存在关联，未来的历史进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即从投资和出口导向转向更多靠内需拉动；以及美国如何应对中国的转型。中美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可以防止两个大国被卷入军事冲突。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在冷战期间，世界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美国和苏联分别控制着各自的盟友和卫星国，并避免与对方进行直接军事对抗，因为冲突一旦升级双方确信可共同毁灭(MutuallyAssuredDestruction，简称MAD)。这是个疯狂却有用的系统：它引发了一些地区性军事冲突，却避免了一场世界大战。

苏联这个大帝国土崩瓦解后，美国有机会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世界和平的保障者，但它并没有很好地扮演这个角色。建立在个人自由原则之上的美国并不是天生的世界警察。事实上，美国上下对国际事务中的领导角色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冷战期间，美国有一套民主党与共和党都能接受的外交政策，但随着冷战的结束，两党间的合作宣告终结。虽然两党都继续强调美国的主权，但主权是否应服从于国际义务，双方几乎从未达成一致。

1997年，一些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应该利用其军事优势为国家利益开路，他们建立了一个名为“新美国百年计划”的智库，以“增进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但这条路显然行不通，统治世界不能靠军事力量。911恐怖袭击之后，新保守主义者说服小布什总统在证据可疑的情况下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来被证实子虚乌有)，对其发动战争。正是这场战争让美国失去其地位。与希特勒的千年帝国梦寿命差不多，新美国世纪计划只撑了十年左右便宣告终结。

相比之下，金融世界对美国的全球角色曾有清晰的共识，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上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主政时期，这种共识逐渐走向主流。它在意识形态上得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强烈支持；它是建立在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选择理论所谓的科学基础之上的；并且还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效的管理。这种共识实际上是国际治理和国家自身利益间的妥协，比新保守主义者推崇的“军事力量至高无上”要微妙得多。

事实上，华盛顿共识源自妥协，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凯恩斯曾提出设置国际货币“班科”（凯恩斯1944年提出国际清算同盟计划，由同盟发行统一的世界货币班科，以黄金计值，会员国可用黄金换取班科，但不可以班科换取黄金），但美国坚持将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最终导致凯恩斯计划流产。

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有段令人难忘的话，用在这里很恰当：“所有动物一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华盛顿共识推动自由贸易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甚至试图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条款，以在资本项目上实现自由兑换。这一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华盛顿共识通过允许金融资本自由流动，也让资本得以逃避税收和监管。这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胜利。

不幸的是，后来证明支撑这套做法并没有完善的科学基础。不受监管的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它产生的不是保证资源最优配置的一般均衡状态，而是金融危机。2008年的金融市场崩溃已经以戏剧性的方式展示了这一点。巧合的是，2008年既标志着美国政治霸权的终结，又象征着华盛顿共识的衰亡。全球金融和政治由此走向瓦解，首先表现在欧盟，随后蔓延到整个世界。

2008年的崩溃对世界所有经济体都带来了长期性负面影响，唯独中国例外。中国的银行体系相对独立于世界其他地区，且主要为国家所有。因此，中国的银行可以在政府的授意下，通过在经济体内部增加信贷，来填补外需不足造成的缺口。在相当程度上，中国通过将产品卖给信用消费的美国人，使中国经济取代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动力来源。然而中国经济的规模相对美国仍然较小，所以全球经济增长在中国引擎的带动下增长相当缓慢。

世界为什么能避免全球大萧条，其主要原因是经济学家们从上世纪30年代汲取了一些经验教训。堆积成山的债务和残存的政治偏见导致全球财政刺激的规模有限(中国再次成为了例外)；美联储在伯南克的领导下，奉行量化宽松等一套非正统的货币政策。美联储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向市场大规模注入资金，阻止了有效需求的减少恶化为全球性经济衰退。

2008年的崩溃也间接导致了欧元危机。欧元不是一种完整的货币：欧元区国家有共同的央行但没有共同的财政部。欧元的设计者们早已意识到这个缺陷，但他们认为当缺陷凸显之时，能够征集到足够的政治意愿来修正它。毕竟，欧盟也是以这样的方式逐步诞生的，欧盟的缔造者知道它先天不足，后天可顺应时势加以改进。

不幸的是，从1999年欧元正式发行，到2008年出现改革需要，政治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科尔的领导下，德国为重新走向统一引领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但事实证明两德统一代价太高了，德国民众不愿意再承担任何额外的付出。在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欧洲各国财长们宣布，决不允许任何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失败，深知民意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坚持认为，这个责任应该由每个国家单独肩负，而不应由欧盟集体承担。在欧元区最需要共同财政部的关头，德国抹杀了这种可能性。欧元危机由此开始。希腊、意大利和爱尔兰等国的内部危机，本质上都是欧元危机的变种。

随后，金融危机演变成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的分歧导致欧盟从一个建立平等自愿原则上的共同体，演化成债权国(如德国)和债务国(如希腊)的关系网，这种关系既不平等也不自愿，反而激得政治局势越来越紧张。

欧盟的初心是在地区范围内进行一场国际治理的勇敢尝试。然而在经历了2008年的震荡后，欧盟纠结于其内部问题，未能在国际经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出于另一些原因，美国也开始关注自身内部。欧美朝内向型转型，致使国际合作在全球都呈下降趋势。

既然现行世界秩序的支柱是西方国家，那么西方影响力的下降自然在国际治理方面抽出一个权力真空。为实现各自的雄心，不惜动用武力的地区大国和非国家行为体纷纷赶来填补这个真空。武装冲突数量激增，影响范围从中东蔓延到亚洲其他地区、非洲甚至欧洲。

通过吞并克里米亚，并在乌克兰发展分裂势力，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既挑战了当前由西方国家支撑的世界秩序，又挑战了欧盟的根本价值观和原则。欧洲和美国公众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场挑战的严重性。普京希望促成乌克兰金融和政治全面崩溃，从而既破坏乌克兰稳定，又使自己免于为其承担责任；他并未占领乌克兰东部，避免这个地区完全依赖俄罗斯提供经济支持。他已两次在军事胜利唾手可得之际将乌克兰拉回停火状态，而这种破坏稳定的停火状态反映出普京的真实想法。不幸的是，通过将第二次明斯克停火协议与第一次停火协议作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普京正在取得成功，即使这种成功只是暂时的。如今，普京寻求通过乌克兰在欧盟内部挑拨离间，赢取政治影响力。

正是欧盟的软弱，才使俄罗斯的威胁显得格外突出。欧盟虽可勉强应付金融和政治危机，但这次横在它面前的不是一个而是五个危机：俄罗斯、乌克兰、希腊、移民，以及英国是否脱欧的全民公投。疲于招架的欧盟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在全球范围来看，国际治理同样脆弱不堪。

在金融和政治上，世界随时可能分化成敌对阵营。中国已经开始建设平行于IMF与世行的另一套金融体系，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债券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及建立亚洲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清迈协议。两大阵营能否将对抗保持在一定范围以内，将取决于中国如何管控自身的经济转型，以及美国如何应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它已经放弃了华盛顿共识，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利益相关方——其中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不愿意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因为那意味着它们必须放弃对投票权的控制。这些国家没有认清各经济体相对权重的改变，尤其是中国的崛起，这是非常短视的。

不管控制权多么脆弱，利益相关方都不太可能主动放弃。然而今年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开启五年一度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成分审核，这是在两大阵营间牵线搭桥、凝聚人心的机会。

特别提款权是一种1969年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国际储备资产，以补充成员国现有的官方储备。目前，人民币虽不完全具备被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资格，但准入资格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严苛。过去，当日元进入货币篮子时，还不是外汇交易中的常见货币当法郎进入时，法国的资本账户还处于严密控制之下；当里亚尔进入时，沙特货币完全与美元汇率挂钩。多年来，准入标准发生了改变，但现在主要就两条：一，出口大国；二，货币“可自由使用”。“自由使用”经常被误解为实现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以及增强汇率的灵活性，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以前接纳过资本账户不可兑换以及部分可兑换的货币。

中国领导人现已付出重大努力，力争让人民币进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并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情感支持。该组织宣布人民币价值“不再被低估”，并且不再要求中国冒高风险全面开放资本账户，而是以谨慎渐进的改革，确保特别提款权的顺利运作并维护国内金融稳定。

然而，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达成决议只需要董事会70%的多数票，但此事主要取决于拥有否决权的美国政府。如果美国敞开大门，允许人民币成为美元的潜在竞争对手，那意味着美国做出重大让步，它可能要求中国给予同等的回报，但这样做是错误的。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一方获益不等于另一方蒙受损失。

中国寻求使人民币获得特别提款权地位，不是为了讨好或伤害美国，而是基于自身的原因，与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世界主导货币的雄心充其量只有间接关系。中国希望通过金融自由化促进经济增长。中国要向国际投资者开放政府债券市场，目的是清理地方政府的坏帐；同时中国也希望通过促进债务转换为股权，来降低过高的杠杆率。人民币进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将促进这一进程，一旦成功将自动提升人民币在世界上的权重和影响力。

美国政府如将中美关系视作一场零和博弈，则得不偿失。

换句话说，美国几乎没有议价能力。美国当然可以阻挠中国，但这非常危险。如果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不成功，它可能在外部制造冲突，以维护国内团结和维持权力。中国可能会与俄罗斯在金融、政治乃至军事上结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部冲突升级，中国与美国盟友(譬如日本)间爆发军事对抗，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将站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确实，俄罗斯和中国的国防预算都在迅速增加，而美国军费则保持在非常高的水平。对于中国来说，重整军备必然能刺激内需。中国已经在南海展示军事实力，且往往单方面表现得较为好斗，华盛顿方面有理由对此保持关注。不过，俄中两国军事同盟可能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做好直接对抗美国的准备。在那之前，我们恐怕会见证混合战争(2007年美国军事专家弗兰克·霍夫曼首次提出“混合战争”理论，认为由于全球化影响和技术扩散等原因，传统的“大规模正规战争”和“小规模非正规战争”正逐步演变成一种战争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趋融合的混合战争。)与代理人战争的扩散。

中美相互取得谅解符合两国的切身利益，因为任何其他选项都将造成难以下咽的苦果。中国与美国最终若能达成协议，产生的收益可能同样影响深远。不久前，双方在气候政策上取得了真正的突破。表面上看，两国做出了不具约束力的陈述与承诺，使近期控制气候变化的努力变得更为可信。如果这种方法能复制到能源、金融和经济领域，中俄军事同盟的威胁将被化解，未来爆发全球性冲突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这条路是值得我们去尝试的。

习近平上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是2013年，那时，他提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自那次加州庄园会后，该课题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奥巴马总统应该区别对待俄罗斯与中国，前者在普京之下已将法治变为“武治”；而后者虽未完全实现法治，但尊重遵守条约义务。必须坚决抵制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而中国则需要鼓励，应该向它提供更具建设性的选项，避免其走上军事侵略之路。美国投之以桃，中国很可能报之以李，两国成为竞争对手虽无可避免，但需要将分歧管控在一定范围内，避免使用武力。

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能轻易达成影响深远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美国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原则上，中国则没有这种深厚的自由传统，它自古以来保持着层级结构，历史上大多数时间是一个君主制国家。美国在近年来社交媒体的发展上引领世界，中国则在管控社交媒体上进行前沿探索。冷战结束后，中国在构建一个成功的层级社会结构上比俄罗斯成功得多。

比较中国梦与美国梦，可以明显看出两套政治社会制度之间的差异。美国希望中国改遵美国的价值观，但这在中国领导人眼中是颠覆性的。

在这方面，中国与俄罗斯有更多的共同点。俄罗斯和中国都把本国看作美国统治世界野心的受害者。而站在美国的角度，中国有很多行为是无法赞同的，美国认为中国没有司法独立，跨国公司常常受到政策打压，被国内竞业公司取代等等。而且中国在南海问题、网络战、人权等问题上都与美国存在冲突。在这些问题上实现合作并非易事。

在充分认识到困难以后，美国政府仍然应该真诚地尝试与中国构筑战略伙伴关系。这需要双方清楚辨识，什么是共同利益，哪些是竞争领域，然后分别开展合作以及有针对性的谈判。美国需要制定一套双管齐下的战略，一方面向中国展示合作的诱人之处，另一方面保持威慑力，让针锋相对的谈判成为中国的下策。

中美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比表面上显示出的要宽广得多。与中国进行金融合作，帮助习近平主席的金融改革取得成功，肯定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金融改革的成功将满足中国中产阶级不断增长的愿望，也可能让高层放松一些限制，而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中国的改革提高全球金融的稳定。开诚布公地允许媒体和民间社团发表批评言论将大大提高中国改革的效能，在反腐方面尤其如此。如果中国选择走这条道路，它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对美国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大。

中国和美国不可能在今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讨论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成分之前结束谈判。更现实的情况可能是，华盛顿方面需要等到九月习主席访美时，才能完成筹备工作。除了这个原因，将特别提款权审议截止日期推延到2016年还会带来其他好处，届时中国还将主办20国集团会议，且2016年也将是奥巴马政府的最后一年。中美双方将各自调动一切有利于国际合作的政治力量，共建战略伙伴关系。

如果这种真诚的尝试不幸失败，美国将有完全正当的理由与中国的邻国建立足够强大的合作伙伴关系，使中俄联盟不敢动用武力进行挑战。这种结果与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相比，明显是下策。与中国的邻国发展伙伴关系，将把我们带回冷战时代，但这仍然好过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目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跨大西洋(行情600558,咨询)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都在谈判中，它们可以为美国的双管齐下政策提供极好的机会，但美国现在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目前，中国被排除在外；事实上这两大伙伴关系本来的构想是建立由美国领导的反华联盟。奥巴马总统已要求国会为他开通快速通道，授予他和他的继任者未来六年主导贸易谈判的权力，这相当于剥夺了国会提出修正案的权利。

该法案已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在笔者写这篇文章时该法案已送交众议院，如果获得批准，习近平主席9月访美时可能将面对这个明显的威胁。这是美国对中国在南海等地区咄咄逼人行为做出的恰当回应，但它给备选方案留下了很小的余地。因此，奥巴马总统很难真诚地向中国提出建设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希望美国众议院不批准该法案获得快速通道授权。(注:美国众议院18日以218票赞成、208票反对通过了贸易促进授权议案。)国会不应仓促行事，而应把它从快速通道上拿下来，这样国会才有充裕的时间来修正那些无法接受的缺陷。也只有这样，习主席9月访美时，奥巴马总统才可能向习主席真诚地提出共建中美战略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