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亲柳传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创业，并以惊人的坚忍和耐心与旧制度周旋，并摆脱束缚一样，柳青也正在与一项多年来不曾打破的旧体制博弈——出租车垄断制度。在中国，根据现行客运管理规定，非出租车的揽客行为通常被视作“非法运营”。2002年，调查记者王克勤曾先后采访100多位出租车司机及众多出租公司和政府相关部门，当年发表的《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调查，揭露了因出租车业垄断造成的服务水

　　柳青加入滴滴后，公司的触角开始伸到专车领域。这一产品由打车软件向汽车租赁公司购买或租赁运营车辆，私家车主也被允许成为专车司机，从而绕过了出租车传统行业的管制。半年时间，滴滴已获得40万专车司机用户。“出租车司机张开眼睛就要交份子钱，但我们不用。心态轻松、滴滴软件的评价制度让我们有能力、有意愿为乘客提供优质并且便宜的服务。”滴滴专车司机皮建正这样表示。传统出租车行业则认为自身利益遭到了侵犯，2014年下半年陆续有地方政府查处专车司机，2015年5月，专车和出租车司机对峙街头、公安成立专项活动查处专车的场面愈演愈烈。

　　另一方面，在不少经济学家看来，滴滴正在促进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评论称：“看到滴滴，就像当年看到小岗村一样”。1978年，柳青出生的这一年，安徽小岗村十八名农民冒着极大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手印，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37年之后，这家移动互联网创业公司意外地成为了促进中国深水区改革的一股强大外力。

　　“经济学有一个术语叫帕累托改进，即在资源分配过程中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如理性对待滴滴，我们完全可以实现这点。滴滴将大量社会闲置车辆利用起来，可以大大缓解早晚高峰期的打车难这一痼疾。出租车司机看似受到了冲击，其实关键在于出租车司机承担了不必要的“份子钱”。从改革的角度看，如果滴滴完成了对行政垄断制度的冲击，它无疑将被载入史册。”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认为，一家成立三年的民营公司正在用市场和技术手段，挟千万用户，打破多年来铁幕重重的出租车行业垄断，而其庞大的用户规模和影响力让现有既得利益集团无法简单打压这一产品。这名长期关注中国改革进程的学者，2014年曾参与李克强总理经济形势座谈会，和周其仁一样，他对滴滴专车的出现感到兴奋：“原来的出租车市场管制过多、效率过低，导致出现了大量问题。既得利益者没有动力自动放弃利益，专车的出现正在倒逼这一行业进行彻底的变革。”

　　刘胜军预计短期内互联网企业、处于简政放权潮流中的政府、利益被损害的出租车企业、摇摆不定的司机等多方利益主体将继续博弈，而两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滴滴专车等产品将被赋予合法性：“目前合法性存疑的恰恰是符合市场规律的，而法律正在保护的反倒是落后的垄断的势力。如果法律和社会进步、变革发生了冲突，那么应该修改的是法律，而不是反对社会进步。”
　　如同柳传志曾提出“不做改革的牺牲者”一样，滴滴和柳青并不喜欢对“变革者”身份多加强调——在新旧制度犬牙交错的环境中，滴滴必须创新但又不能与各方势力直接对抗。“我们真正热爱这个行业，不会做任何事情来破坏市场。不管遇到什么状况，我们都会保证这个市场良性的运作，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多年投行经历，让柳青习惯以客观、冷静、缜密的思维回答任何问题。和政府沟通中，柳青也多强调作为技术公司，滴滴能为政府提供的价值。“我们未来将推出滴滴指数，这里面会有很多城市的大数据，我们会和政府一起来策划未来整个大城市交通的布局。”

　　和她的父亲一样，柳青既有着不屈不挠的实业家精神，也善于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她的柔软姿态，已经获得政府的信任。与此同时，柳青家族的高层资源不可避免成为了滴滴的宝库，但柳青只是回答：“事情不是靠我一个人做成的。”投资人们则对柳青的公关能力表示认可，对于2015年5月滴滴能在上海接入官方平台，认为“速度超乎想象”。柳青也对此兴奋不已：“我们一直希望与各地政府共同解决出行难题，此次上海合作成功，也充分说明了政府对滴滴快的(简称“滴滴”)的支持和鼓励，这真是一个好时代。”

　　这家公司仍在快速成长。在2015年5月22日的发布上，滴滴提出了未来3年的“潮汐战略”：如同不可能为了黄金周建设更多的酒店一样，为了高峰期而投放更多的出租车也不现实，因此滴滴希望专业运力能够满足平峰期80%以上的需求，高峰期到来时，则整合更多运力，满足用户临时出行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