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释放改革信号：保护A股投资者利益

习近平释放改革信号：保护A股投资者利益

“十三五”规划定调后，中央的各项改革部署陆续亮相。

昨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研究经济结构性改革和城市工作。习近平指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实行宏观经济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

值得市场注意的是，习近平在昨日的会议上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要针对突出问题、抓住关键点，明确提出扩大对外投资，推进财税体制改革，降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形成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

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的多名专家认为，“十三五”蓝图明晰后，中央政府将着力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风险，而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的形式讨论具体议题，也显示了党和政府的攻坚决心。

有熟悉宏观政策的专家昨日告诉本报，目前许多重大领域的改革已经到了具体单一部门难以推动的阶段，未来的顶层设计将更侧重于解决具体问题，为实现全面小康扫清障碍。

对外投资进入新时代

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部分，产业升级已经成为本轮中国经济转型的重头戏。

在阐述未来一段时间的产业政策时，习近平提出产业政策要准，即是要准确定位经济结构性改革方向，发展实体经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激活存量增长动力，着力补齐短板，加快绿色发展，积极利用外资，积极稳妥扩大对外投资。

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中国对外的资本输出发展迅猛。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日发布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5)》，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首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该报告同时预测，2022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有望达3673亿美元，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投资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学者刘玮认为，“十三五”期间，中国将进入对外投资新时代，实现从商品输出大国向资本输出大国的历史性转变。

“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将推动对外投资与国内产业发展彼此促进，“走出去”和“引进来”相辅相成，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的优势共同发展。这块蛋糕有多大？今年9月，习近平在中美省州长论坛上指出，未来5年，预计中国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

上述熟悉宏观政策的专家对本报称，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以亚投行为代表的中外资本合作将会取得重大突破。与此同时，对外投资将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建设一批大宗商品境外生产基地，培育一批跨国企业。

督促落实财税体制改革

习近平昨日强调，改革政策要实，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动重点领域改革落地，加快推进对经济增长有重大牵引作用的国有企业、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改革。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了解到，2014年6月，财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下称《方案》)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已在快速推进。

业内认为，一年多来，新《预算法》实施，预算管理制度改进获得较大突破，营业税改增值税等税收制度改革也正稳步向前，而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也正在研究中。目前看来，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在上周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现代财政制度，建立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还列出了未来五年财税体制改革的四大重点任务，这可能是未来财税改革的焦点。

这些重点任务包括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实施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体制等。

根据《方案》，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要取得决定性进展，税制改革在立法、推进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要基本达成共识，2016年基本完成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各项改革基本到位，现代财政制度基本建立。

减税力度有望加大

习近平昨日强调，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要针对突出问题、抓住关键点。其中之一，就是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了解到，今年国家力促简政放权，加大对企业减税清费力度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在企业减负方面，财政部今年取消或停征12项中央级行政事业性收费，对小微企业免征4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5项政府性基金，取消7项水运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失业保险费率1个百分点。

针对小微企业，减负力度尤大。比如今年10月1日，财政部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小型微利企业的范围扩大到了所有的小型微利企业。另外，财政部继续执行小微企业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由月销售额2万元提高到3万元的政策，政策执行期延长至2017年底。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称，这两项政策对小微企业的减税规模预计超过1000亿元。

在减税方面，截至2015年上半年，营业税改增值税减税规模为1102亿元。而从2012年实施营业税改增值税以来，已累计减税4848亿元，百万纳税人受益。

展望未来，李克强总理在11月9日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表示，要用好积极财政政策空间，合理加大减税力度，帮助企业渡难关、调结构、增后劲。

楼市新政或在酝酿中

习近平昨日还针对楼市做出最新指示，提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引发业内较大关注。

今年以来，即便有限购取消、降准、降息等利好政策，三四线城市依然面临巨大的楼市库存压力。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9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城市分化格局难以改善，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同环比均出现稳步上涨，二线城市环比涨跌互现，维持小幅波动，三线城市同比仍是下降格局。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近日发布《中国50城住宅库存报告》，提出去化周期较长的10个城市分别为北海、烟台、呼和浩特、荆门、三亚、茂名、淮南、沈阳、济宁、海口。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称，“50城”去库存压力并没有得到实质性释放，部分城市甚至还出现了压力增加的尴尬。

楼市面临的这些库存压力，已经引发政府高度重视。

上海中原地产研究咨询部高级经理卢文曦认为，房地产库存问题继续被政府重视，表明政府救市的姿态坚决，新一波利好动作即将开展。他预测，从这次谈及楼市调控会议的高度来看，去库存已经成为当前楼市调控的重中之重，与之相配套的政策，预计将在这次会议后加紧筹备，部分库存压力过大的城市有可能抢先发力，在前一轮利好政策效果平淡的压力下，新一轮政策将加快酝酿推出。

继续强化A股投资者保护

除楼市外，习近平在此次讲话中提到的股市问题，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习近平强调，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

“这番表态的主基调是推动股市的长远发展。”某大型券商研究发展中心副总裁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讲话再次明确，防范金融风险是底线，而股市的稳定发展、不发生剧烈波动则是当前的重要目标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不是国家领导人年内首次公开提及股市。在今年9月启程访美前，习近平对美国媒体表示，政府的职责是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股市长期稳定发展，防止发生大面积恐慌。

有券商策略分析师对本报表示，“保护投资者权益”年内已在国家领导人讲话中被多次提及，相关措施和工作或还有继续强化的可能，“股市动荡后监管层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对于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IPO重启以及新股发行制度的调整，多层次市场建设和注册制的推进等。可以预见的是，短期市场会快速恢复元气，中长期则是要推动各项改革进展和法治化建设。”(第一财经日报)

习总书记对股市的47字要求传递重大信息

昨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研究经济结构性改革和城市工作，其中对股市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再过一个多月，中国股市将迎来创立25周年纪念日，我们即将进入“十三五”时期，习总书记此时对股市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在这样层级的会议上对股市发展做出部署，本身就不同寻常，这说明解决股市现有矛盾、增强股市发展动力、提高我国股市的竞争力，需要统筹各个方面的行政资源、管理资源和能力资源。

在对股市发展提出的47字要求中，习总书记首先强调“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就为股市发展设置了基本前提，即要坚持平衡发展的总体要求。就股市机制建设提出了四点要求，即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笔者认为，把“融资功能完备”放在第一的位置，体现了对股市本源的尊重。股市建立之初和随后长期发展的实践都说明，融资功能是股市存在的基础，融资功能弱的股市不可能是强大的股市。

由于我国股市还比较年轻，科学投资的理念尚不够浓厚，与发达市场比，我们对融资和投资两方面的认识还存在不小的差距。由于过去一个时期投资者保护机制相对薄弱，上市公司分红水平不高，所谓“中国股市重融资、轻投资”的说法流行了一阵子，一些专家、官员过度强调“强制分红”、“制约大股东”等概念。有的媒体把上市公司正常的融资行为说成“圈钱”。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另类扭曲。固然，规范发展股市，首先应当规范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和运营行为，因为上市公司是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石。但是，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前提是尊重融资行为，因为融资本身连接着金融和实体经济。融资是人类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的一个伟大发明，我们不应对股市融资功能进行弱化、矮化。融资行为是否规范，关键在于定价过程是否诚信、定价结果是否体现了投融资双方的价值共识，而不是其他。

股市有了完备的融资功能，就意味着上市公司这个市场基石能够诚信经营，能够对投资者负责，具备统筹社会资源、发展自己主营业务的能力。在这样的基础上，交易制度、发行制度、并购制度和相关监管制度就可以“有的放矢”，更加扎实；投资者的权益也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护。如果融资的效果不彰，就意味着市场基础不牢，投资者的保护也就失去了基础。如果不把融资和投资统筹起来考虑，所谓的投资者权益保护就是空谈。

所谓“基础制度扎实”，是指上市公司治理、中介机构服务、投资主体经营、执法体系运作、舆论体系运行等基础制度建设要接地气、顾长远，一是要解决现实矛盾，二是要鼓励市场创新，三是要提高市场绩效，四是要致力于做强中国优势。所谓“市场监管有效”，主要是指监管机构和社会监管力量要及时发现风险、疏解风险，要毫不动摇地依法办事，维护市场健康秩序，激励市场主体进步，维护投资者信心。

毫无疑问，“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是股市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在习总书记47字论述中，这一要求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如果其他的四点做不好，投资者权益就不可能得到全面、有效的保护；如果其他四点做好了，投资者权益保护也就做到了80%。可见，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是股市发展的更高标准。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股市发展对于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升级、落实创新驱动战略都具有重要支持作用，也是居民财富管理和社会资本有效运行的重要平台。我们要按照股市发展的47字要求，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推进市场化改革，不断提高中国股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证券日报)

习近平：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的股市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于11月10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研究经济结构性改革和城市工作。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改革开放，实行宏观经济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等关于经济结构性改革问题的汇报，听取了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汇报。领导小组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经济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经济结构性改革方向，发展实体经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激活存量增长动力，着力补齐短板，加快绿色发展，积极利用外资，积极稳妥扩大对外投资。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潜能，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营造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改革政策要实，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动重点领域改革落地，加快推进对经济增长有重大牵引作用的国有企业、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改革。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习近平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要针对突出问题、抓住关键点。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

习近平强调，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要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企业家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创新人才和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习近平指出，做好城市工作，首先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增强城市宜居性，引导调控城市规模，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要改革完善城市规划，改革规划管理体制。要改革城市管理体制，理顺各部门职责分工，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落实责任主体。要加强城市安全监管，建立专业化、职业化的救灾救援队伍。(凤凰网)

习近平：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需要“5+4+3”

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要求调动三类人的积极性——发挥企业家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创新人才和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本报记者定军北京报道

11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研究经济结构性改革和城市工作。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改革开放，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

除了上述五大政策外，习近平还提出了四大关键点的改革推进，包括有效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

在中国经济日历即将走到“十二五”收官时点的当下，需要解决政策预期以及动力加快转换的问题。上述会议讲话有望为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将于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上述四大关键点的改革很重要，因为包括僵尸企业、房地产、金融等领域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影响着未来中国的经济。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有针对性地研究这些问题，意味着下一步要出台对应的政策，确保下一阶段经济平稳增长。”李迅雷分析称。

五大政策四大关键点

习近平指出，在战略上要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具体在五大政策方面，他指出，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经济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经济结构性改革方向，发展实体经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激活存量增长动力，着力补齐短板，加快绿色发展，积极利用外资，积极稳妥扩大对外投资。

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潜能，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营造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

改革政策要实，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动重点领域改革落地，加快推进对经济增长有重大牵引作用的国有企业、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改革。

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习近平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要针对突出问题、抓住关键点。

他提到的四大关键点包括，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认为，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方面，明年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可能更大，比如赤字率可能进一步提高，同时货币政策上也存在进一步降准降息的可能。2016年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仍需要确保一定的经济增速。

财政部部长、中央宣讲团成员楼继伟近期在地方进行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时指出，预计“十三五”前半期经济增长仍将经历震荡筑底的过程，随着深化改革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新的增长点逐步成为主导动力后，经济增速将实现提升。

潘向东认为，“十三五”经济增长底线是6.5%，前期可能比较低，后期会逐渐走高。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经济增长理论室主任刘霞辉认为，要确保下一步经济增长，要对企业减负。“下一步在工业领域减税是需要的。但是这涉及到多方利益，需要加快改革。”刘霞辉说。

僵尸企业将加快淘汰重组

习近平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虽然没有直接提“僵尸企业”，但对于经济结构性改革的第一个关键点就提到了“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10月中央财办主任刘鹤在广东考察时也提到，要按照中央要求，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产能过剩，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11月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五中全会后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也提出“加快推进‘僵尸企业’重组整合或退出市场，加大支持国企解决历史包袱”。

显然，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已经在决策层达成共识。

发挥三类人积极性

11月10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还听取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等关于经济结构性改革问题的汇报。领导小组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强调，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要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企业家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创新人才和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此前，刘鹤也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要发挥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对调结构作用。

今年9月，刘鹤在考察浙江“小镇经济”时表示，浙江“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企业家精神，对我国经济结构升级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9月中旬，在国家发改委召开的专题会议上，刘鹤表示，当前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对于提振市场信心特别是企业家信心，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投资兴业的主动性、积极性，保持经济发展持久动力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10月上旬，刘鹤在广东调研时再次强调，重视产权保护，发挥企业家精神，以改革、开放、创新克服当前的结构性、周期性困难。

据新华社消息，此前，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对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全面部署。(21世纪经济报道)

大金融监管声音又起：或专设机构防范系统性风险

大金融监管猜想

这几年的教训其实很多，金融监管似乎总是滞后于“金融创新”，无论是前两年对银行非标业务的治理，还是今年对股市配资业务的监管都是如此，市场的“创新”总是找到了监管的盲区。

这背后的缘由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金融监管体制的问题，金融业越来越朝混业经营的方向发展，资金在不同监管机构下的主体之间挪腾，但是监管机构虽也有协调，大体上却仍然是各管一块，“谁的孩子谁抱走”，交叉地带就成为空白。

从习近平总书记对“十三五”规划建议稿的解读来看，高层已经下决心要改变监管体制，以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目前改革方案尚未确定，本专题的分析既有来自业界的声音，也有来自学界的分析，提供给市场参考。

导读

“影子银行和配资都只是金融混业发展的副产品，但混业金融的趋势不会改变。”一位接近监管层的国有大行人士认为，“这种情况下，改革现有的分业监管机制势在必行。”

本报记者李维北京报道

金融监管体制正在酝酿巨变。

在中央日前公布的“十三五”规划中，“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成为了建议内容。这预示着，当下的金融分业监管格局有可能出现变动。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接近监管层人士处了解到，目前有可能被纳入考虑的方案之一是，设立更高层面上的混业监管部门，比如“国家金融稳定委员会”，而该机构的首要职责或将包括统领、协调各条线金融监管部门，监测交叉性金融风险，以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监管机制的调整，或与近年来频出不穷的混业金融乱象不无关联，而无论是几年来盛行的影子银行业务，还是今年股市震荡背后的场外配资活动，均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现行金融监管结构的局限性，而对此设立新机构实施针对性监管，或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影子银行、配资活动暴露混业风险

在各类金融创新仍在层出不穷的当下，市场对于完善改革金融监管机制的需求已较为迫切。而近年来混业金融活动的增加始终在不断抬高管理层的监管成本。

其中，信用市场中的影子银行业务和证券市场中的场外配资活动就是近年来混业金融活动的典型代表。

例如在影子银行业务中，银行以自有资金或理财资金通过借道信托、券商或基金子公司设立的特殊目的载体“曲线”开展类贷款业务，而其该类信贷投放则将在银行表内外形成非标资产，进而规避监管层对银行业实施的风险资本、贷存比、信贷额度等监管指标。

然而，银行的监管套利活动，让该类表外的“准信贷投放”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国内广义货币的宏观调控，而与此同时，各类金融机构间频繁的出函、兜底和净资本占用规避等问题也在无形之间抬高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杠杆。

值得一提的是，监管层也曾下发了8号文(《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管理规定实施针对性监管，但由于后续套利模式频出，其最终监管效果并不明显。

有分析人士认为，影子银行业务监管难度较大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具有涉及多类不同牌照金融机构参与的混业特质。

“通道业务主要是因为有多个牌照机构的参与，银行提供资金、信托、券商或基金公司提供通道，在这个业务链条中，不同机构很可能对应不同的监管部门，”北京一家中型券商非银金融研究员指出，“这种状态有时会让该类业务的监管难有效率，因为整个链条上可能并不是全是一个监管部门说了算。”

此外，作为今年搅动证券市场剧烈震荡因素之一的场外配资则是混业金融活动日益泛滥的另一个横切面。

在场外配资活动中，券商为信托公司提供了外部交易接口，而信托公司则引流银行资金为配资客户实现场外配资交易，而这一现象则对A股实际融资盘的杠杆结构造成了改变，在股指出现剧烈下跌后，配资活动背后的高杠杆的坍塌，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波动。

“场外配资也是个典型的混业产物，银行提供资金、信托做了交易通道，券商给接口，因为监管部门也不一样，所以对配资的管理一直是滞后的，而等到真的彻底清理时，融资盘的风险已经水涨船高了，”上海一家曾开展配资业务的私募基金合伙人称，“这也是对配资的监管一直没有跟上，以及为什么后来急促的清理配资的时候，很多券商会和信托发生合同纠纷的根源。”

需要注意的是，在该类活动中，除银行、信托公司分别提供的资金和通道外，以场外配资为代表的混业金融活动还出现了利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实现监管套利的情况。

“这次场外配资的一个特点是有交易系统的协助，这个系统把配资的风控自动化了，同时也诞生了交易单元、子账户这些东西，这大大提高了开展配资业务的效率，”一位早年参与配资系统设计人士表示，“但是恒生、铭创这些都不是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有的只是(中国证券业)协会的会员，并不被证监会例行关注，所以最开始的配资监管也屡屡居于被动。”

在业内人士看来，监管层在影子银行、场外配资等领域出现的“监管被动”，恰恰表明现行的分业监管格局正在面临较大的挑战。

“影子银行和配资都只是金融混业发展的副产品，但混业金融的趋势不会改变，”一位接近监管层的国有大行人士认为，“这种情况下，改革现有的分业监管机制势在必行。”

或专设机构防“公地悲剧”

面对各类混业金融活动的层出不穷，存在多年的金融业分业监管格局或有望迎来改写。

一直以来，业界、学界对适应新形势下金融监管机制的改革的猜测与呼吁也不绝于耳；而当下，混业金融监管的多种可能性正被密集探讨。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在多种混业监管变局的可能性中，在国家层面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负责混业金融监管是概率较大的一种猜测。

“目前被讨论的一种可能性是，针对混业金融风险、系统性风险这块设立专门的机构，例如‘国家金融稳定委员会’来承担监管职责，”一位接近监管层人士透露，“但设立这个组织也要考虑许多问题，比如设立这个委员会之后，央行的独立性和主导地位如何来保障等。”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针对目前存在的混业金融活动设立专门部门负责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我是倾向于认为应该专设一个机构来负责混业金融监管的，因为目前混业金融的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前述接近监管层人士透露，“本来一行三会是有部级协调机制的，但这两年混业金融风险的暴露非但没有因此减弱，反而愈演愈烈，当然这也和当下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创新有关系。”

也有学者指出，现行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对于防范金融风险而言，其所发挥的效果也并不明显，而这或成为下一步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混业金融监管的原因之一。

“早在2013年国务院已经批复建立由央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一行三会与外管局都为联席会议制度成员。2013年国务院批复的关于金融监管协调指示里面，要求一行三会定期沟通、交流，”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认为，“然而这种机制仅局限于‘松散的定期交流、商量’，因而效果不彰。”

值得一提的是，和现行的分业监管、混业协调相比，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混业金融监管的特殊意义，或在于防范现行监管格局中的“公地悲剧”现象。

“比如说场外配资这件事，券商是经纪商，软件公司提供工具，银行提供资金，”北京一家中型券商非银金融研究员认为，“这几类机构所对应的监管部门各不相同，但最后承担后果的却是资本市场，但目前机制下，除了证监会外，并没有其他部门需要对股市的稳定负责。”

“如果没有专设机构，那么监管权责上很容易发生公地悲剧效应，”前述研究员指出，“针对某一领域，没有对口的直接负责部门，而是由多个部门共同协调监管，相应的乱象就有可能会出现。

事实上，这一“公地悲剧”现象并不罕见。例如早年私募股权(PE)业务的监管权曾一度在发改委与证监会之间游离，而华北部分地区就曾出现过以私募基金为旗帜的非法集资乱象；而整顿各类交易所以及商品现货市场监管被划为多部门共管后，今年泛亚贵金属交易所也随即暴露了风险事件。

“监管协调机制本质上还是各管各的，但最终承担金融风险的却可能是这个市场中的所有人，”前述接近监管层人士也表示，“以后普惠金融、金融创新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角色比较重要，混业的业务和产品也可能会进一步增多，如果没有一个专设机构来进行有针对性的监管，则很可能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