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的看法日益分歧。乐观者强调中国经济具备学习能力和快速积累人力资本能力；悲观者关注中国人口红利快速减少、高企的债务-GDP之比、出口市场的萎缩，以及工业产能过剩。但这两派都忽略了一个更加基本的中国经济前景决定因素——世界秩序。

问题很简单，中国可以在当前全球秩序（包括其贸易规则）的约束下维持高速GDP增长吗？还是当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秩序必须做出改变以适应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中国寻找答案的一个办法是促使人民币加入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SDR）价值的货币篮子中。目前，这一货币篮子由欧元、日元、英镑和美元组成。

IMF总裁拉加德4月份在上海发表讲话时，SDR问题便已成为听众的主要关注点。拉加德的立场——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只是时间问题，吸引了大多数媒体关注，但遗憾的是可能对她的话解读过度。

上个月，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上海也遇到这个问题。他故意把话说得模棱两可：人民币纳入SDR是一个积极步骤，但在此之前中国必须在改革金融业和转变增长模式上作出更大进步。

预计IMF将在今年10月SDR货币篮子成分的五年评估中投票表决人民币问题，但即便结果与2010年不同，大部分人赞成人民币加入货币篮子，美国也有可能行使否决权。这一结果不会令人奇怪，因为在2010年美国就曾否决增加中国在IMF投票权的改革。

SDR用途有限，这意味着加入人民币只不过是象征性的举动，但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意味着认可人民币的全球用途。这一结果不但将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将让人们了解中国在现行全球经济秩序中还拥有多少空间。

从目前的情况看，现行经济秩序中的空间已然不足。经济学家阿尔文德·萨布拉曼尼安（Arvind Subramanian）在其2011年的著作中预测，人民币将在这个十年之末或下个十年之初成为全球储备货币。这一结论建立在他的一项观察的基础上：经济和货币主导地位的时滞要比传统观点更短。如今，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用购买力平价衡量）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比如通过放松外汇管制，但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情况仍远远低于萨布拉曼尼安的模型的预测。

因此，在现行秩序下，中国仍将受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制约。如果美联储提高利率，中国也必须跟进以防资本外流，即使提高利率会对国内增长产生消极影响。由于美元在国际交易中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公司的海外投资仍将面临汇率波动的相关风险。

事实上，在过去十年中，国际贸易规则在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之间制造了巨大的摩擦。如今，不少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中，如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它们将提高中国企业的进入壁垒，从而阻碍中国出口的继续扩张。

显然，试图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角色，中国在现行国际体系中还面临着巨大挑战。

从中国的角度讲，国内经济增长在现行全球体系中似乎难以为继，这也是日本和其他东亚经济体在经济崛起过程中不曾遇到过的挑战。事实上，唯一一个遇到过这一挑战的国家正是美国，它在二战前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和金融力量，幸运的是，这一先例是一个适应以及和平过渡的先例。

平心而论，中国仍需要经历重要的国内改革，特别是金融业改革，以消除资源配置方面扭曲和防范经济减速。但以提振出口的货币贬值并不是政策选项，哪怕需要面临增长减速的情况，这表明其更注重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同时保证长期经济增长和繁荣。总之，不管人民币在今年10月能否加入SDR货币篮子，世界体系的逐渐转型以适应中国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