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常务副会长何文波在“2019年(第十届)中国钢铁节能减排论坛”上表示，对于钢铁行业产量的增加，当前更要关心清洁产能是否足够，社会的激励机制一定要导向那些环保水平先进的企业。超低排放是钢铁行业绿色发展的一个新起点，但是目前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不少技术难题，需要行业内外共同协作、联合攻关。

更应关注清洁产能

今年以来，钢铁行业利润不尽如人意。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一季度行业实现利润548.6亿元，同比下降36.7%。近期，铁矿石价格暴涨，粗钢产量猛增，钢价下行压力加大，钢厂利润被进一步压缩，今年上半年钢铁行业利润也不容乐观。

统计数据表明，前五个月钢铁增产了3744万吨，增量的98%都用于满足国内钢铁消费需求，其中2/3是满足建设领域的需求增量。何文波指出，事实上，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应引起关注：今年前五个月的钢铁生产增速为10.2%，但占全国钢铁生产总量近80%的钢协会员企业的增幅为6.2%，而非会员企业的增幅为23%，这些企业的生产增量占了总增量的54%。这部分增长的清洁程度是值得调查的。

“我们关心的不仅是产能是否过剩，当前更要关心清洁产能是否足够？”何文波强调，在钢铁需求一定的情况下，让实现了超低排放标准的生产企业充分发挥，同时限制排放较高的产能才是降低环境影响的正确做法。

实施“差别化管理”

在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不过，在当前钢铁行业利润逐渐下滑的背景下，推进超低排放改造仍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这势必增加企业负担。

“各级政府都在加严相关考核和督察力度。今年以来，我们在超低排放改造方面就已投入了几十亿元，接下来还要继续投入，但利润却还在减少，今年6月份，我们的吨钢利润降至了100元左右，7月以来的吨钢利润就更少了。”一位来自河北的一家大型钢铁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但我们企业跟其他企业一样，错峰生产和限产是一个都不少。

何文波指出，产能利用率高低是经济问题，而实际排放水平高低才是环境和生态问题。“一些环保投入较大的钢铁企业反映，为了实现超低排放，他们的环保运行成本已经达到了每吨260元到270元的水平。”何文波表示，推行超低排放是钢铁产业绿色发展的必要举措，局部地区的阶段性限产也是当前发展阶段不得已的保护性措施。在不得已限产过程中，对不同环保水平的企业实施“差别化管理”是至关重要的，监管机制一定要鼓励创新者，保护先进生产力。

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刘炳江也响应了何文波的观点，他表示，对钢铁行业实施重污染天气差异化管理，根据工艺装备、治理措施、有组织排放限值、运输方式等绩效将企业分为A、B、C级。将达到超低排放的企业列为A级，其他列为B、C级。“A级企业少限或不限，C级企业多限，各级之间减排措施拉开差距。让环保投入多的企业尝到甜头、不吃亏，扶优汰劣、奖优惩劣，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公平竞争环境。”

绿色发展需多方合力

今年4月，生态环境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下称《意见》)，不仅对末端治理后的超低排放指标提出明确要求，还要求加强全过程、全系统、全产业链的污染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