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首先要加深对经济新常态的认识和理解，提高对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容忍度，为改革和转型拓展更大的腾挪空间。那些认为中国仍然需要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考虑：比如保证就业的稳定；比如维持政府财力的增长，确保公共支出有足够的弹药；比如实现增长性效益避免相关金融风险的产生等等。那么目前来看，上述维持相对较高增长的理由是否发生变化了呢？

第一，看就业形势。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处于持续的温和下行的过程中，但并未出现金融危机期间所发生的较大面积的失业现象。其实，2016年以来，调查失业率甚至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今年一季度继续延续这样一个趋势。这里有服务业比重扩大对就业吸纳能力增强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口从2012年开始已经在发生本质的变化，每年劳动人口减少差不多300多万人，2015年减少了近500万人，这一趋势还在延续。因此，我们不能用过去经济增长速度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对今天的经济增长提出要求。事实上，由于劳动人口每年绝对减少数百万人，就业问题主要集中在城镇化过程中新增城镇人口的就业问题。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每年新增城镇人口大体在2000万上下，变化不大，并不是持续增长，那么对应到GDP上，应该关注的是GDP增量而不是增速。2016年GDP增量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首次突破4万亿元，超过前期高点2010年。从目前形势看，2017年实现经济增长6.5%的目标把握较大，届时GDP增量可望接近4.2万亿（2010年不变价），完全可以满足新增就业需求。以此类推，如果2018年经济依然保持这样一个经济增量的增长，也就是说增量进一步提高到4.3万亿左右，经济增长率只需要6.3%就可以实现。

第二，看政府财力的增长。由于长期以来政府支出盘子较大，增长较快，对经济的较快增长产生依赖。部分地方政府甚至对土地财政产生严重依赖。这里本身有一个因果关系，即我们是需要维系庞大的政府支出而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还是需要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简政放权，因而也进一步减轻政府必需的公共支出缓解经济增长的负荷？答案显然是后者。

第三，看金融风险。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抬高，从投资和货币投放的角度看，单位投入的产出效率在持续降低。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为了提高效率，或者降低效率下滑的速度，就需要减少投资，减少货币投放；但若如此，则原先的一些低效投资项目由于得不到后续投入而可能出现违约风险。为了降低群体性违约风险的发生，则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和货币投放速度，而这又可能会进一步降低产出效率，形成恶性循环。

从上面三个因素看，就业对经济增长的要求显然已经降低。从财政的角度看，未来的趋势依然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必需的政府支出份额，过渡期的支出压力可以通过适当的债务扩张和税制改革来解决，而不一定需要长期维持低效的增长。从避免金融风险看，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的膨胀怪圈显然是不可以持续的，长痛不如短痛，只要将风险控制在局部，让疮痈暴露并设法清除比捂着强。

当前，实现根本性转型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是经过多年的宣传引导，以及客观环境的深刻变化产生的影响有目共睹，全社会对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日益趋同；二是本轮新技术革命浪潮给中国带来一次在产业重新洗牌过程中打翻身战的机会，比如在通信领域、分享经济领域、部分新材料领域以及高速轨道交通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正在形成，促进整体创新驱动力量的累积和增强；三是当前人均GDP处于8000美元附近，根据经济规律处于消费结构升级加速期，人们对注重精神的、高品质的、个性化的消费产品和服务呈现出快速增长的需求，从需求端引导供给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