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文化”实质就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好人主义”说到底是“好人”自己当了，“主义”全都丢了，两者皆是一些人为了不伤自己，不怕伤党、伤组织、伤事业的恶性行为，违反政治原则、违反组织纪律，把社会的不良习气搬进了党内、污染了组织。

在干部队伍中，有这样一类人：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一律“好好好”“对对对”。久而久之，为自己赢得了“好好先生”的绰号。他们只讲私情而不讲党性、只讲关系而不讲原则，认为“坚持原则麻烦多，平平稳稳好处多，拉拉扯扯朋友多”。这类“好好先生”奉行的正是好人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指出，要坚决反对党内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好人主义，这话意味深长。现在，确有一些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好人主义盛行，对错误的东西听之任之甚至随波逐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丢得远远的。对上级，热衷于“吹喇叭”“抬轿子”，百般投其所好，即使明知不对，也一味迎合;对同级，“你好我好大家好”，极力保持“一团和气”;对下级，只“栽花”，不“栽刺”，该教育的不教育，该批评的不批评，甚至出了问题，还费尽心机去包庇、去掩盖。

好人主义的危害不可低估。它从庸俗的关系学出发，遮蔽真相，回避矛盾，放弃批评，导致党内生活极不正常。好人主义盛行，实际上起了掩护和纵容干部错误思想和言行的作用。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问题严重，群众屡屡有反映，但当地党委、组织部门、班子同事愣是充耳不闻、装“不知道”，甚至导致“塌方式腐败”，这正是好人主义盛行带来的恶果。

好人主义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好好先生”也不是我们党需要的好干部。一堆奉行好人主义的人在一起，必然蜕变为“山头主义”“团团伙伙”。早在70多年前，毛泽东就在《反对自由主义》中，历数了好人主义的对象“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者、老同事、老部下”，这些对象就是“害死人”的“小圈子”雏形，就是沆瀣一气、利益攸关的“朋党”的基础。

好人主义，看起来是对人“好”，其实是对同志不负责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难免有缺点、犯错误，需要经常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许多干部犯错误，开始往往只是一个小缺口，如果这时候有人及时咬咬耳朵、拉拉袖子，早提醒、早纠正，可能就不至于越走越远，滑入错误甚至是犯罪的深渊。更何况，有的人看起来是“好人”，其实是双面人，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举手、会下摇手，当面唯唯诺诺、转身挖坑设陷，哪有半分“好人”的样子?

好人主义，意在通过讨好别人使自己得好。毋庸讳言，好人主义之所以盛行，就是因为不少“好人”得了好处，带来模仿跟风，以致“潜规则”蔚然成风。如果干部选任只是简单地以票取人，“唯票”的指挥棒下，必然会出现干部拉关系、拜门子、争票数。奉行者得了好处，讲原则、敢批评的不仅没有应有的鼓励和褒奖，甚至还被看作异类。这种“劣币驱逐良币”、“逆淘汰”，带来的结果只能是搞关系的越来越多、讲原则的越来越少。

“老好人”并不是真“好人”，“多栽花”无非是要“少栽刺”，“与人方便”终究是为了“自己方便”。克服好人主义，关键是确立科学的识人标准，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建立起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老好人”得好的价值标准。在全面从严治党新格局下，中央越来越注重凭实绩用干部，旗帜鲜明的引导下，好人主义者的好日子已不多矣。

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的危害(二)

成都市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通报的6起典型案件中，主要是因为“好人主义”思想作祟，不敢抓、不敢管，不严抓、不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