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长江流域湿地保护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陈凤学表示，今年极端气候下的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再一次警醒我们，长期以来对湖泊等湿地的肆意围垦占用，阻断河湖联系，严重削弱了湿地防洪减灾的应有功能。对湿地的填埋、污染、过牧等行为在一些区域尚未得到有效遏制。长江流域水资源虽丰富，但时空分布不均衡，这一现象在上游地区更为突出，湿地的丧失、功能退化，使河流径流不稳定，蓄水、净水功能下降，顺应自然规律的天然水资源分配模式被打破。此外，湿地动物、植物和水资源过度利用威胁仍存在，生物多样性下降的问题尤为突出。这些问题，有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湿地资源刚性需求增加的客观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一些地方长期以来对湿地重开发、轻保护，重索取、轻投入，使得湿地资源不堪重负，已超出了生态系统的自身承载力。加之受我国湿地法制建设滞后、投入不足、科技支撑薄弱、管护能力较低等影响，增加了该流域湿地保护形势的复杂性和任务的艰巨性。

复旦大学教授陈家宽认为，长江流域湿地面临着城市化加剧、不合理基建、滥捕与大规模养殖等人类活动的威胁，决策者和公众都应该树立保护湿地的意识。目前我国仅有49块湿地纳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与全球2000余处的总量相比有很大差距，湿地保护任重道远。

国家高原湿地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田昆说，高原湿地发挥着“水塔”、“基因库”和“碳库”的功能，在长江上游地区发挥着稳定径流、保持水土、蓄洪补水等重要生态服务功能。同时还保障着长江中游地区的生态安全、水安全以及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然而，长江上游高原湿地面临农垦占用、湖泊污染和无序旅游等人类活动威胁，以及草场沙化、冰川退缩、冻土层下移等气候因素影响。

以地处长江上游的云南省为例，全省分布在1000米以上海拔的自然湿地面积达31.8万公顷，占全省自然湿地总面积的81％，许多湿地分布在喀斯特地貌地区，以及高山和亚高山高原面，湖泊多为封闭半封闭断陷湿地。由于水源补给来自于大气降水或冰雪融水，以及地表径流和汇水流域植被汇水或其涵养的地下水，蒸发大于降雨，湖泊水体置换周期长。这些湿地一旦受到破坏，恢复难度极大，甚至无法恢复。

聚焦制度建设 共抓“长江大保护”

与会专家呼吁，长江流域湿地保护是涉及面非常广的系统工程，制度保障尤其重要，应着力加强长江流域湿地保护制度化建设。

陈家宽提出，我国湿地法制建设滞后，应尽快推动国家层面的湿地保护立法。陈家宽建议成立国务院直属的跨部门、跨行政区的长江管理综合协调机构，从高位协调长江保护工作。

田昆表示，应给予湿地以特殊保护的法律地位。目前，虽然加强了湿地保护与管理，但对湿地这样的生态功能保护用地，应在法律法规框架下采取特殊用途管制，不得随意改变湿地用途，以实现湿地区自然湿地用途变更的零增长。

田昆还建议完善湿地保护的经济保障机制和手段。将湿地保护纳入国家和地方经常性财政预算，提供长期、稳定的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开展湿地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依据湿地价值评估，对湿地占用实行经济补偿政策，对生态功能区实行类似森林保护的生态补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