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45％的欧洲人尿液中检出草甘膦的报道，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表示，应该进一步检查尿液中的剂量。“这个量的概念对于食品安全至 关重要，比如说草甘膦一般在作物上的允许残留量标准是每公斤20毫克，它在尿液里边才几毫克甚至零点几毫克，那么检出没有任何意义。”“对于草甘膦的安全 性评判应尊重科学实验结果。实际上，人们对于草甘膦的安全性、实验结果没有争议，争议的是对它的看法。”姜韬表示，这次癌症研究所的结论也不是基于任何科 学实验结果，由于目前没有任何机理证明草甘膦是致癌的，他们只是从预防的角度建议大家提出关注，采取预防的原则，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转基因为什么选择草甘膦？

草甘膦是孟山都公司的核心支柱产品，不论是转基因种子，还是配套农业系列，都是围绕其展开的。可以说，有了转基因作物的推广种植，才有了草甘膦的大发展。 “转基因为什么选择草甘膦，或者说为什么转基因作物产业化需求最大一个品种是抗草甘膦的作物，是有它内在原因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林敏 分析说，第一，一些土壤微生物高抗草甘膦，从中能获得高抗草甘膦EPSP合酶基因。第二，由于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能够把微生物来源的目的基因转到作物中， 获得抗草甘膦的转基因作物。

上个世纪的60年代，发现了草甘膦的靶标：EPSP合酶。时隔十几年之后，到了1974年，草甘膦作为除草剂在美国登记了。1992年，美国孟山都公司把 农杆菌CP4的抗草甘膦的基因转到大豆中，1997年抗草甘膦的转基因大豆上市。目前，全球60%以上的转基因品种都是抗除草剂的。“还有最重要一个原因 是，抗除草剂作物的广泛应用带来巨大的农业变革与增产效益。”林敏说，从1996年以来，在美国采用窄行间距方式种植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产量增加了 35％，在阿根廷增产57％。此外，还可以缩短育种周期，培养更优良的品种。“草甘膦毒性与耐草甘膦转基因作物无关，草甘膦毒性是指除草剂草甘膦本身毒 性。”中国水稻所生物工程系首任系主任王大元介绍称，全球转基因作物栽种总面积占作物总面积的12.5％，主要是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剩余的 87.5％耕地是用来种植非转基因作物的，例如水稻、小麦、大麦、高粱、小米、各种蔬菜和水果等其它经济作物。这些非转基因作物的农田中施用的草甘膦应该 比12.5％的转基因作物农田还要多。“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技术与产品。因此，转基因技术其实是一个替代技术，草甘膦也是一个替代产品。安不安全，关键 要与它所替代的东西做比较。譬如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或农药化肥高度依赖的传统农业技术进行环境与食品安全性比较。”林敏说。

草甘膦在中国命运如何？

目前，全球只有美国孟山都和中国生产草甘膦，孟山都、中国草甘膦企业几乎平分了草甘膦原药市场。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林敏介绍，2014年 我国草甘膦产量约45万吨，孟山都24万吨产量，全球原药产量69万吨。我国每年使用草甘膦原药在5万吨左右，其余均出口海外。我国草甘膦万吨以上的出口 国分别为阿根廷、美国、巴西、马来西亚、印尼、澳大利亚和泰国。

林敏认为，我国草甘膦研发的现状是“一头热，一头冷”。媒体和公众都关注转基因和食品安全去了，对草甘膦本身及其产业关注度较低。

目前为止，我国没有一个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获准商业化种植，这是研发的基本现状。但是从1999年第一期国家转基因专项立项以后，我国获得了一系列知识产 权的抗草甘膦基因，其中利用部分基因培育的转基因作物目前已进入生物安全评价的环境释放阶段或生产性试验阶段。比如，克隆和改造4个抗草甘膦基因，均申请 了国内或PCT专利保护，已在模式植物拟南芥或烟草、以及水稻、玉米、棉花和大豆中进行了功能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