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熟国家与地区的实践来看，房产税是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税种存在的，而立足于我国实际，从目前舆论呼声以及决策层最新表态来看，契合市场期盼要求，收入与财富与分配调节以及市场稳定的目标，是我国房产税立法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和历史任务。本着“唯实”原则，现阶段来看，笔者认为，房产税立法需考虑税收共性但同时更应结合国情的差异性，进行合理设计，如果承认房屋具有基本的安居保障功能，则在税制设计环节，就应当根据我国经济社会阶段性发展状况，允许扣除一定的减免标准（免税额），并且这种免征标准应当惠及最广大的民众群体，不使他们增加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额外负担，并且可以有尊严地安居生活。而根据地区家庭人均面积（或者套数）等情况扣除一定的免税面积，以及专项的抵减项目，正是凸显立足中国国情的、从实际出发的、惠及全体国民的人性化的政策关怀。

房产税具体税制设计须重点考虑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房产税开征是以房产交易的初始成交价格作为税基进行征税，还是房屋评估价值进行征税？目前这两种方法在各国不同城市之间均有实践，在我国是否允许不同城市进行不同的立法尝试，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与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因地制宜地制定与施行。

二是在扣除免除额及抵扣项目的基础上，对于税率设定与税款征收是否进行差额累进？笔者主张应当根据不同房屋持有情况实行差额累进征收，即，对持有一定套数（或面积）范围内的安居性住房免税，以体现房产税的安居保障功能；对超过一定面积的住房进行累进征收，以体现多占用资源多纳税的收入与财富分配调节功能。

房产税推出同时需要进行政策与体制综合性的配套改革和建设。

首先，房产税立法涉及房地产权属登记的征信体系建设问题。必须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全覆盖的居民（个人、家庭与单位）全面、清晰、准确、可核查的房屋产权登记的基础数据库。同时，依托房产税推出与市场调节机制，房地产调控对合理需求者，应回归降低交易税费、促进交易而非以增税等限制交易的正确轨道。

保障性住房建设必须继续补课，大规模进行建设。基于实际需求，保障房申请居住应当降低门槛，最大程度地将符合条件的低收入群体纳入保障范围。同时保障房制度设计应限制产权与商品化流通，以此保持保障房的长期与总量的供给稳定。这是社会安居之需，最终也将有利于商品房市场的健康稳定。

其次，房产税目标实现要求房屋交易主体诚实守信，客观上也对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诚实执法提出要求，比如要求政府与社会监管部门、房屋资产登记评估中介机构等公正执法，恪守职业操守与职业规范，这对各级政府在立法和公正执法全社会守法纪律、理念等方面都将提出挑战。在房产税推出的最初甚至相当长的时间里，笔者认为地方政府立法、司法与执法层面的理念、水平、能力、手段等方面的差异，将是决定房产税能否得以正确的公平、公正制定和执行，以及房产税立法目标最终能否实现的最重要因素。这些方面属于主席提出的政府执政理念、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时代命题，是未来需要长期努力追求的目标。

将上述观点进行总结，关于房产税立法，笔者再强调一下核心的主张：房产税推出需要科学合理、稳重慎审，任何税收都是一种“必要的恶”，如果这种“恶”不得不为，则一定要考虑具体国情，照顾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关切。现阶段来看，基于安居保障要求，房产税应当设计普适性的免征额，以不增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持有成本，使每一个公民足以有尊严地安居生活，同时以超额累进方式对多占有资源者多征税，以此体现对收入分配与财富的调节功能，应当是民众最普遍的关切。此外，房产税推出还应当进行综合性的制度配套改革、建设，切忌简单粗暴不切实际地推出，使得应当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必要的恶”，成为伤害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普适性的恶”，引发新的矛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