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大城市病”是一种成长的烦恼，每个国家城镇化到一定阶段都会出现不同的问题。只不过这样的问题可能随着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共识提高后，会有一些解决办法。像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由于规模非常大，所以城市病可能相对更严重一些，解决的难度会大一点。这版总规抓住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比如在战略定位中怎么处理经济发展和其他的社会问题，怎么处理北京市老百姓的需求以及为中央和党政军服务的问题，怎么处理北京作为国家首都还是作为国内一个一般大城市的问题。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对总体规划会有重要影响。

吴唯佳：城市病的解决光靠单个城市规划很难，它需要在国家层面、在区域层面进行统筹安排，所以也十分感谢中央、尤其总书记做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安排，使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能不仅仅从北京市来考虑，还能从京津冀协同来考虑，能从天津、河北和北京的合作来考虑，使得“大城市病”的解决有一个更好的背景。

北京人口和功能适当疏解，那么北京中心城和整个市域的发展就有一个能够调整的空间。有些过于集聚的问题、区域功能过于集中等问题就能缓解。另外，因为我们有强大的技术支撑能力，有强大的政府运作、管理能力，随着交通设施不断完善，特别是绿地系统不断完善，环境不断改善，我想“大城市病”的问题肯定能解决，北京市民生活的环境能够更好地改善。

6 关键词：和谐宜居之都

为何设置和谐宜居之都指标体系?

李晓江：各个城市最近几版规划，似乎都把经济发展经济指标放在最重要位置，但这一轮北京总规恰恰不是这样，尤其是提出以城市治理水平提高和民生改善作为重要目标。北京总规中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设和谐宜居之都的指标体系，它关注环境、社会、公平和民生改善，反映发展多元的价值观，摆脱了单一追求规模的传统城市发展思路。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叶裕民：这42个指标中没有GDP的指标，说明总规编制秉承了新的发展理念，不再以GDP论英雄，而是以创新作为基本动力，以创新谋发展。这是理念创新带动城市创新的一个最核心的表现。其次，这42个指标又隐含了GDP指标。一些GDP指标隐含在结构性指标中。比如说居民收入弹性，是指居民收入速度要跟上GDP增长速度，要完成这样一个目标，不是要快速增长GDP，而是要重视改革分配制度，把经济增长的好处分享给社会、分享给居民，通过直接和间接分配手段，让老百姓有更多收入更多好处，这是共享理念在这个指标上的体现。

7 关键词：老城保护

为何用“老城”说法替代“旧城”?

单霁翔：“老城”这个词在这次总规中首次出现，过去叫“旧城”。长期以来，很多专家学者对“旧城”，特别是“旧城改造”这个词有意见。因为把千百年文化积淀的历史城区仅定位于改造对象，而没有强调它有需要保护和继承的东西在里面，这是片面的，这样的理念实际上对老城保护是非常不利的。这次改为“老城”，是把它作为一个战略层面需要整体保护的对象看待，是一个突破。

北京名城委专家顾问王世仁：“老城”是个空间概念，也就是62.5平方公里，基本上二环范围内叫“老城”。“旧城”是个含糊概念，“新”和“旧”，什么叫新、什么叫旧，老城里也有不少新建筑，新区里也有很多残留的老建筑，所以它是不科学的。

吴唯佳：“老城”的保护和发展，不完全是保护的事，也不完全是修复的事。因为环境在变，我们对历史、对文化的认识也在变。另外我们跟世界交流也很多，我们认识到许多新的好的理念和方法，在保护的基础上可以用新的理念创新发展，不完全是把祖宗留下的保护好，还要把新的理念、新的文化认识发挥传承下去。这也是老城保护要完成的一项使命和任务。

8 关键词：雄安新区

为何单设章节支持“雄安”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