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讲两点，第一点是谈一下金融目前与实体经济结合的情况，这是一个为大家都能看到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中国的金融和实体经济是研究脱节的，而且这种情况还在加大。我知道现在企业融资难，融资难、融资贵是说了很多年的问题。随着经济增速的不断下行，金融风险的曝露，现在不仅是企业融资难，银行贷款难也出现了。融资难和难贷款两个现象同时存在，证明什么？证明了我们的金融和实体经济彼此之间不太相融。实体经济不能提供金融，特别是银行所需要的客户，在银行看来，这个找不到优质的客户，实体经济又感觉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能为他们提供，能够符合现实需求的金融服务。
在适应创新的过程中，这里讲金融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第一个问题，表现就是双方的资金的供求关系不能够更好地吻合。落实到未来的我们的“十三五”时期，我们中国经济转型上，第一点就是产业升级的问题。就是我讲到价值链提升的是一个全球的趋势，那么对中国来说，产业升级意味着各项资源需要重新组合，需要加快创新。但是现在的金融体系是不能够适应创新需求的。因为从创新的这种特质、特性来看，更多是需要借助金融服务。很难设想，银行用老百姓的贷款去为一些高风险的投资项目提供融资服务，这是不科学、不合理、不安全的。
另外一个角度是从资本输出的角度，我们知道中国已经经历了一个正在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我们经历一个资本严重匮乏的时代，但是现在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成为一个资本相对供应的国家，很多大家都走过的道路，这个大家都知道，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带一路这个大战略，我们最早的资本输出是企业转型，开拓海外市场，然后走出去什么？去获得海外的重要的资源，比如说石油、天然气还有一些木材等等这样一些生产资料，那么再走出去，随着这样一些商品走出去、企业走出去，那么我们金融机构是要跟随企业走出去，金融机构跟随企业走出去，需要我们中国的金融体系提升我们的海外的金融服务能力。特别是要适应海外对海外市场要有充分的适应性。
第二个我想说的就是更好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一个前提是要深化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主要讲两点，第一点我认为需要下决心推进对主体金融机构的改革。从过去的改革轨迹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清晰的理念，或者是改革的范式。在金融体制改革，在过去几年，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思维逻辑，我们也是试图从金融体系外的来进行一些突破，但是不触动主体、传统的金融体系，我觉得不能解决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问题。
第二个纬度就是外部治理，外部治理的主要是什么？第一个破产，就是金融机构经营失败的金融机构要允许破产，不再让这个国家信用对它提供无限的担保。还有一个就是金融商品的违约，也是不要再对他提供无限的担保。我们现在金融商品违约的事情还是受到控制。比如说某一个地方债、企业债违约了，这个时候看到的结果是什么，不是投资人承受损失，而是在地方机构、监管部门的共同努力之下，或者找一个第三方来解决这个偿还的问题，或者找一个通过其他的渠道，总之解决这个债券不能按期偿还，大体是这种现状，这种现状意味着什么，意味国家作用在起作用，隐性担保还在起作用。我们市场从债券市场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真正的市场化的违约，债券市场的定价是没法做，债券是靠违约率来做的，没有一个真实的违约率这个价格不准确，价格不准确，债券市场不可能市场化运作的，这个外部的治理我觉得是慢于外部竞争环境变化。
第三个是内部治理，内部治理比外部治理还要慢，现在国有控股一些大型的金融机构，总体上说，我认为国有股的比重偏高，公司治理不规范。我的判断现在内部治理的改革推进慢于外部的治理改革，外部治理的推进慢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大体这么一个变化状态。
第二点是监管的工具和监管的方法随着理念改变而改变，我们现在的监管工具也好，监管方法也好，很多很大一部分是从国外学来的，但是我们还说过八三，欧洲没有做到，美国没有做到，中国筛先做到是，是不是咱们超前了，还是怎么着了，对这些问题需要反思，我们究竟用什么样的监管工具，什么样的监管方法，才能更适应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金融发展的现实，这个我觉得还需要深入地研究，需要做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第三个才是机构的调整，现在这个设在金融监管机构内的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的这种结构，我觉得是要调整的，应该把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独立出来，独立出来加大保护金融消费者，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这样的机构，这样才是改革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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