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从常规的货币政策回到了正常的货币政策，但是常态已经并不是过去的常态了，而是新常态了
“必须要谨慎、警惕看一下通货膨胀趋势是不是会继续持续下去，是不是会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央行行长周小川3月29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中国下一步的举措，是非常谨慎地关注和追踪全球经济走势，包括通货膨胀在下降，大宗商品价格在下跌，中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中国的通货膨胀也是在下降。
周小川称，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从2002年到2008年期间中国开始出现了非常高的经常账目的盈余，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
他指出，在那个时期，中国货币政策通常是更多地去使用量化、定量的对冲来实现市场的稳定性。而且通过实施一系列改革，包括外汇改革、汇率制度的改革，还有贸易投资的放开，逐步地减少了经常账户的顺差。现在顺差已经从GDP的10%降到了GDP的2%，所以逐步地退出了那个时期的非常规货币政策。
“在2008年年底到2009年，一直持续到2010年年初，在这个时期中国实施了经济刺激政策。”周小川指出，在那个时候货币政策连同财政政策，一起来实施这种扩张型的效果，能够刺激经济的发展。希望能够更快地实现经济的复苏，也就是要快于正常的速度来实现经济复苏。
周小川认为，当时经济刺激的量还是非常庞大的，所以从量来讲是有点非常规的。但是这个概念并不是非常规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应该能够非常有效地实现逆周期的效果，所以这还是常规的政策概念。但是这个措施是属于非常规的措施，所以现在中国是经历了这两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的阶段。但他强调，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是属于常规的货币政策。
“我们从常规的货币政策回到了正常的货币政策，但是常态已并不是过去的常态了，而是新常态了，所以这跟传统的老的常态还是不太一样的。”周小川称，一方面中国已经改革了金融市场，正在逐步实现利率自由化。另一方面，中国货币政策还需要依赖一系列的包括物价机制、定量的政策工具结合在一起。(证券日报)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周小川暗示中国降息、降准空间很大
3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会”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前景”分论坛上，对中国的货币政策、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形势进行解读。
周小川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是常规的货币政策，而不是像美国、日本、欧元区那样采取了非常规货币政策。
周小川称，将非常谨慎地在关注和追踪全球经济走势，包括通货膨胀在下降，大宗商品价格在下跌，中国经济增长也在有所放缓。当前应该警惕并密切关注通货膨胀下降趋势是否会持续，是否会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
在其他国家相继推出量化宽松的大背景下，周小川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仍有余地”。他说，货币政策主要还是根据国内经济来进行判断，仍旧有余地。但是这个余地不一定需要采用数量宽松，我们不是零利率，所以可以综合运用手段来调节经济。
“中国的货币政策将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进行判断，包括根据结构调整、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状态来进行判断。而不是说国际上别的国家怎么做，我们就感到有压力。”周小川表示。
纵览全球，当前美联储仍将联邦基金率维持在低位，欧洲央行已经进入“负利率时代”，并开启了量化宽松(QE)，且日本的量化和质化宽松(QQE)仍在大行其道。相较之下，中国降息、降准的空间较大。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宏观研究主管章俊告诉记者，“我们对当前货币政策立场的判断是——依旧处在中性区间，降息降准更多的是对冲通胀下行所导致的实际利率上升以及资本外流所导致的流动性收紧等货币紧缩效应，而对实体经济的拉动效应尚未体现。”
除了货币政策，周小川还指出，要支持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我们知道有一些传统行业可能会出很大的麻烦和难题。一方面需要允许这些行业平稳地做一些自身的调整，有一些行业甚至要从市场上退出。另外一方面，我们要鼓励一些新兴的企业，尤其是互联网的创业企业、高科技行业的发展。”
周小川表示，今后要让这些老的、传统的企业逐步地从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中不要占据过多的资源，让更多的中小企业从市场获得融资。他表示，央行近期对此已经作出了一些举措，但政策传导需要一些时间。(第一财经日报 徐燕燕 周艾琳)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中国货币政策下一步：看国内经济
即使多个经济体在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央行行长周小川还是明确指出中国货币政策主要取决于国内经济。目前，中国货币政策已进入新常态，越发依赖包括价格、定量等系列政策工具的结合，而价格、数量工具都有调整的余地。
周小川是在29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时传递出上述信息的。
至于下一步举措，周小川表示在非常谨慎地关注和追踪全球经济走势，关注点包括下行的通胀水平，下跌的大宗商品价格以及增速放缓的中国经济，同时提到要关注会不会出现通缩。
货币政策主要基于国内经济
目前经济强劲复苏的美国已退出了量化宽松，日本、欧洲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则在继续。
对于外围多个经济体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对中国货币政策带来压力的问题，周小川回应称，中国货币政策取向主要还是基于对国内经济的判断，包括对结构调整、经济进入新常态状态的判断。中国货币政策有调整的余地，既有价格方面的调整余地，也有数量方面的调整余地。
"我们不是在零下界的区间里面，所以可以运用综合手段来调节经济，不能说别的国家怎么做，我们就有压力。"周小川说。
日本央行副行长中曾宏29日在博鳌论坛上说，日本始于两年前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良性循环已经在日本经济中显现，但这不意味着日本退出量化宽松很快会到来。中曾宏说，日本实际通缩已经有20年，必须采取额外的手段。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会持续到通胀率达到2%，且保持稳定，"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目前还处在中间水平"。
欧洲的量化宽松政策始于四周前，计划持续到2016年9月。德国央行执董会成员Joachim Nagel在博鳌论坛上评价说，初步成效不错。但现在预测欧元区什么时候退出量化宽松还为时过早，"没准是明年"，因为刚实施量宽，还要看量宽政策产生什么影响，是不是能因此达到2%的物价目标。
多个经济体执行量化宽松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系列影响，周小川认为，某种程度上这会使美元价值过高，催生资产泡沫。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古铁雷斯29日在博鳌说，目前美国的经济复苏超预期的强劲，每月新增工作达25万个，失业率为5.2%，且失业率还在不断下降，几乎等同于完全就业状态，美国工人工资也出现了近几年来的第一次增长。
谨慎关注全球经济走势
谈到中国货币政策的下一步举措，周小川表示在非常谨慎地在关注和追踪全球经济走势，关注点包括下降的通胀水平， 下跌的大宗商品价格以及增速放缓的中国经济。
"我们必须要谨慎、警惕看通货膨胀趋势是不是会持续下去，是不是会出现通缩的情况。"周小川说，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回到正常的状态，但并不是过去的常态，而是新常态，中国货币政策越来越多地要依赖包括价格、定量等系列政策工具的结合。
最近央行施出了系列价格及定量政策工具，为市场注入了流动性。不过，周小川说，政策效果即资源分配的效果还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显现。目前货币市场利率比较明显地出现了下行，希望一段时间后能顺利传导到实体经济。
支持经济结构调整也是货币政策需要考量的因素。
"我们知道有一些传统行业困难比较大，一方面需要允许这些行业平稳地做一些自身的调整，有一些行业甚至要从市场上退出。另一方面，我们要鼓励一些新兴的企业，尤其是互联网的创业企业、高科技行业的发展。"周小川说。
周小川称，目前，传统产业依然占据很大一部分银行借款以及非常大比例的资本市场融资，应该逐步地改变这些企业占据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过多资源的局面。
基本可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周小川此次在博鳌亚洲论坛还明确表示，中国能够基本上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
从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以后，中国就一直在不断地改进外汇市场管理规则，逐渐地减少过多的行政管制，逐渐走向资本项目可兑换，但中间有两个波折，一个是亚洲金融风暴，一个是国际金融危机。
"出问题的时候大家忙着先处理危机，再就是借机会对有些问题好好想想。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们今年有希望对外汇管理条例，也就是对中国外汇方面的法规，做一次比较彻底的清理。这样可以从新规则上来讲，中国能够基本上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周小川称。
不过，任何一项金融政策都会有正负两方面影响。对于资本项目可兑换后，会不会出现资本异常流动的问题，周小川表示，"这确实是我们需要倍加小心的，但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
另外，周小川在回应媒体有关放开存款利率上浮管制时间点的问题时称，利率市场化方向非常清楚，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在2014年人代会上答记者问的时候，我估计差不多要两年时间。" (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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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亮起通缩警号 减息降准力度可能超预期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昨强调必须警惕通缩风险，此反映中央忧通缩逼近，恐威胁稳增长，汇率以至货币政策或需调整以抗通缩，除人币汇价更趋弱势外，减息降准力度更可能超预期。评论人士余木对此撰文指出，不过目前通缩威胁不断升级，中央对松货币相信亦难再忍手，今年除可能再减息两至三次外，仍高达19.5%的存款准备金率，调降幅度可能更大，因就算再降准两至三个百分点，仍高于2009年金融海啸时期的15.5%。
强人币输入通缩 贬值步伐料加大
内地会否出现通缩惹市场忧心，周小川昨在博鳌论坛时，则大篇幅谈通缩问题，认为必须警惕通胀趋势会否继续低走、会否出现通缩。周小川国际场合警示通缩风险，背后释出两个讯号。
一方面，环球通缩阴霾日益浓重，中央亦认为内地通缩压力正不断加剧，对稳经济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周小川以央行行长身份敲响通缩警钟，应预视中央对抗通缩已有政策准备。虽然中央要调整汇率、货币政策不无掣肘，但在通缩进逼下，进一步压低汇率、宽松货币的政策，已如箭在弦。
在汇率政策方面，今年来人币明弱暗强，人币兑美元虽累贬约0.2%，但兑欧元却大升逾一成。中央要维持人币一定程度强势，因要以行动证明不加入货币战，避免招致以邻为壑、输出衰退的批评，亦藉人币兑美元外的货币升值，助推人币国际化。
惟其他国家央行仍不断狠踩本国货币汇价，以输出通缩，人币继续这种明贬实大升的态势，中国将无异成为全球主要通缩输入国，陷更不利境地。在中央已敲响通缩警钟下，人币汇价或有需要较明显地走贬，如兑美元再贬值2%左右，才有望纾缓源源涌入的通缩重压。
至于货币政策方面，除美国外，今年来已有20多国央行出招松货币，甚至不顾后果地大放水撑经济，但人行今年仅减息与降准各一次，力度相对有限，此应因中央在2009年应对金融海啸时已过度超发货币，导致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虽只约美国6成，但货币供应M2却为美国的1.7倍，中央对再大松货币一向谨慎，避免货币滥发而尾大不掉。
不过目前通缩威胁不断升级，中央对松货币相信亦难再忍手，今年除可能再减息两至三次外，仍高达19.5%的存款准备金率，调降幅度可能更大，因就算再降准两至三个百分点，仍高于2009年金融海啸时期的15.5%。
货币超发虽严重 减息降准难吝啬
事实上，近期中央对稳经济的力度已显著加强，如楼市政策便不得已改弦易辙，力松楼控催谷。
中央现亮起通缩警号，汇率、货币政策宽松力度料将加码，在新一轮的政策调整下，人币会贬值多少、减息降准幅度多大，还看物价跌势能否受控，又或通缩杀至迫使中央加出重招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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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政策工具箱即将再开启 四大领域 投资为主
稳增长政策工具箱即将再次开启
以增加有效投资为主 瞄准环保、水利、交通、通信四大领域
面对一季度经济下行压力，决策部门决心再次打开稳增长的政策工具箱。据记者了解，新一轮稳增长政策将主要以增加有效投资为主，投资方向主要聚集在环保、水利、交通、通信四大领域。
3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我们这几年没有采取短期强刺激的政策，可以说运用政策的回旋余地还比较大，我们“工具箱”里的工具还比较多。
从实际操作看，地方政府出手先于中央。近日，北京市政府发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实施意见》。该意见共包括措施66条，涉及生态环保、交通设施、能源设施、棚户区改造、新型城镇化、社会事业、“高精尖”产业等7个领域136个示范项目，预计吸引社会投资金额将大大超过前三批总量之和2600亿元。
3月26日前后，贵州省11个地市集中开工了一批重大项目，共涉及投资金额2417.23亿元。此外，从年初召开的各省(区、市)的发展改革工作会议上看，各省份普遍强调要“突出强化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
从记者了解到的情况看，中央也即将推出新一轮的稳增长政策，而且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与地方较为一致，主要将强调增加有效投资。据国家发改委透露，目前正在准备和储备一批项目。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李朴民表示，将围绕“7大类重大投资工程包、6大领域消费工程”和“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充实项目库，形成“实施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滚动机制。另有消息源显示，本轮有效投资将主要增加在基础设施领域，尤其是环保、水利、交通、通信四大领域。
“经济危机之后，我国长期依靠的国际贸易快速增长不会重现。同时次贷危机之后国际分工还停留在原有模式，这使得我国从产业链的低端到高端困难重重。为此，未来产业结构中需求空间主要还在国内。由于消费需求要在较长时间才能启动，要稳定中国经济，提高居民收入，从而提高国内需求，仍然需要投资的支持。我们不能因为过去投资中的一些失误就忽视投资。当前我国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基础设施投资既可以稳增长，又可以帮助产业结构升级，是一箭双雕之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郭杰说。
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李自然表示，经济增长从需求来说有“三驾马车”，2015年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都比较疲弱，因此外需不可能有很大的改善，而消费需求能有平稳增长就很不错了。所以在拉动经济发展当中，还是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切实提高投资的效率。现在的投资已经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铁公基”，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现在的投资主要用于补短板、调结构、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政府在2014年就推出了七大工程包和六大消费工程。
具体的投资领域可以从近期国家发改委在各地调研的方向上看出端倪。3月初，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由主任带头，分几条线调研地方经济形势。从产业分布上，可以看到，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辽宁调研时，先后在沈阳、大连实地调研了沈鼓集团、东软集团、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大船海工等企业，和本钢集团、沈阳机床、瓦轴集团、恒力石化等12家企业。李朴民则在山东、安徽两地调研，实地考察了电子信息、新兴产业、能源化工、特色农业、健康养老等重点行业和企业运行情况，以及产业园区、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发展情况。
新一轮投资即将展开，有专家提醒，应注意投资的效率，切忌重蹈覆辙。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就提出，在针对创新的投资中，政府要避免过去在推动创新时的习惯性做法，避免犯以往的错误。比如，各级政府不应该做风险投资，更不要搞贷款。政府不要做创业企业的管理者，最多可以跟投，做小的有限合伙人。政府如果要建立风险投资基金，一定要慎重，严格控制其规模并明确其使命。“我们有过惨痛教训：上个世纪90年代，政府主导的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破产。几年前，一些地方政府动用大量地方资金支持光伏企业，也损失巨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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