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矛盾就是价格定高了，医保承受不来；价格定低了，企业活不下去。”和黄医药首席执行官苏慰国近期对记者说，这是两难困境。
中国本土的医药企业，为一颗创新药投入的十亿，甚至是几十亿资金需要收回成本。真正创新的中国药企，摆脱亏损也非易事。百济神州年收入超过了百亿人民币（大部分来自美国市场），2023年依然亏损67亿元；和黄医药的产品在中国和美国都上市了，但它也曾连续亏损十年。
自2015年医药体制改革，中国创新药经历过产业的春天，一大批成果涌现出来。但现在，中国的创新药企已经困在寒冬中很久了，手里现金不够越冬，而融资难以为继。走过一个完整周期的中国创新医药，现在来到了历史的关口。向上，中国创新药有希望与美国并驾齐驱；向下，中国的创新药可能在寒冬之后就此沉沦。记者采访了十家企业的高层，他们诉说了中国创新药的风雨二十年，当此时刻中国的创新药企需要什么样的支持？
钱正在流走
新药开发的积极势头，可能被寒冬所冻结。
从资本市场看，尽管受益于政策面消息的提振，近期市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暖，然而，大部分中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股价仍处于历史低位。这种资本市场的寒冬，已经持续了数年时间。
微芯生物是2019年科创板首家过会的创新药企。微芯生物创始人鲁先平23年前从美国归来创业，当时国内几乎看不到做创新药的公司。鲁先平见证了过去十年医药行业一系列重大的政策变革。
鲁先平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生物医药行业过去20年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背后是由大量海归创业的企业家推动的，这些企业家和科学家把对药物临床价值的理解，转变成了一个个创新的产品；同时，1.3万亿民间资本的支持，药品审批制度的改革，新药进入医保的时间大幅缩短，都助推了中国新药的研发。”
如今，中国新药研发能力在全球排名已经达到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患者在中国能接受到的疑难杂症的治疗方案的水平和丰富度也是仅次于美国的。尽管如此，鲁先平认为，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目前处于资本的低谷期。
2019年微芯生物科创板上市时的开盘价达到125元，但目前该公司股价20元左右。股价暴跌的背后，是投资人信心的缺失。
“医保制度改革后，虽然很多新药能更快地惠及患者，但新药的研发似乎进入了一个’怪圈’，新药的价值未得到充分的认可。”鲁先平对记者表示，“原创药企试错成本太高，越是创新的药，越是亏钱。”
他表示，中国的药物研发成本和经营成本正在急剧上升，如果医疗卫生体系改革没有到位，医保直接决定药品价格为导向，而没有以药品的价值为导向，那么二级市场对新药的不认可也会传导到一级市场，出现目前资本遇冷，大量投资人撤离的情况。
“药物的临床价值背离了企业的经营研发投入，这既不可持续，也很难实现生物医药的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好药也很难惠及全球患者。”他说道。
在国内，医保是药品市场最大的支付方。
为了满足患者临床需要，推动药品可及，同时为了鼓励新药创新，国家医保局这些年做了大量工作。
从2017年开始，创新药可以通过通过医保谈判的方式进入国家医保目录。2020年起，国家医保目录开始采用动态调整机制。近两年，国家医保局对谈判及续约的规则作出了优化。2023年提出，在目录达到8年的谈判药物可纳入常规目录管理，同时细化了重新谈判的纳入范围。
医保支付对于创新药至关重要，但新药进入医保过程中，价格竞争异常激烈。
根据中康产业研究院整理，从2019年至2023年，医保谈判历年平均降幅均在56%以上。医保的“灵魂砍价”，有助于推动药物可及，但如何平衡企业的投入与产出回报，也受到关注。新药研发的特点是“九死一生”，大部分项目都会以失败告终。少数成功的项目，如果不能实现巨额盈利，就很难补偿多数失败项目的沉没成本。
新药研发的投资回报率过低，也会影响海外资本的去留。
和黄医药股票在美国和香港以及英国上市。与很多多地上市的生物药企一样，该公司的早期投资人以美国基金为主。
和黄医药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科学官苏慰国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资本的撤离恐怕将继续持续，而且或许不乏较大幅度地撤离，他们减少对中国创新公司的投资可能是一个长期趋势。所以未来我们会看到资本市场的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目前和黄医药的股价目前处于历史较低位，同样股价处于低位的还有再鼎医药。
再鼎医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Josh Smiley一直在与全球投资人沟通，该公司最大的投资人大部分是美国的基金。创新药投资的本质是基于企业基本面的投资，这点是不分国界的。
近三个月，再鼎医药股价上涨超过40%。尽管如此，Smiley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资本市场开始重视我们的销售业绩和2025年的盈利之路，但我们的股价仍然低于历史平均水平，这也限制了企业的融资能力。真正优秀的生物制药企业仍需要海外资本的持续支持。”
他向记者讲述了投资人的担忧。“现在美国的投资人在投资中国生物药企时会格外谨慎，他们担心的主要有以下问题，一个是产品的规模是不是能做大，另一个是关于药品在中国的定价问题，在中国一个创新药究竟有多少价值。”Smiley表示，“投资人还密切关注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前景，以及目前股市的刺激政策是否可持续，医保政策是否可预测等等。”
在对待美国资本的问题上，Smiley认为，再鼎医药与其他中国生物药企有明显的区分，其全球化的战略部署更容易留住美国投资人，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海外资本看待行业更加成熟，创新药企仍然非常需要海外资本的支持。
“虽然中国生物技术公司整体而言有很多创新，但中国通过风险投资或IPO获得的资金非常非常有限。”Smiley表示，“从开发到上市一种药物需要超过2亿美元，目前很少有生物技术公司有足够的现金来渡过难关。因此，我认为几乎每一家中国生物医药公司都需要尝试在海外上市或寻求合作伙伴。”
“亚洲投资者并不习惯亏损或为长期利润而大量投入的公司。”Smiley表示，“因此，对于未上市的生物医药公司而言，它们有几种选择，一种是在美国上市，这正在变得更加困难，一种是继续融资，但融资很难；另一种就是目前主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接受大型制药公司的资金。”
新药靠美国市场回血
中国走在创新前沿的药企，还很依赖美国市场。
2023年年底，和黄医药的呋喹替尼获得美国食药监局（FDA）批准上市，用于治疗经治转移性结直肠癌成人患者。
这比中国市场获批晚了整整五年时间。
2018年9月，国家药监局批准呋喹替尼上市，以用于既往接受过氟嘧啶、奥沙利铂和伊立替康治疗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2019年的时候，这款药物进入医保目录。
直到和黄决定放弃其海外团队的时候，它在中国国内的销售都没法支撑起利润。在2022财年，和黄医药收入29亿元，亏损25亿元，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18亿元。这些指标在2023年才开始转正，这一年它收到来自武田制药的海外授权费用。
和黄医药的管理层感觉到遗憾，美国和中国没能同步上市。如果呋喹替尼的临床试验路径不是先中国再全球，而是一开始就采取中国、美国平行开展的话，其商业结果对于和黄医药才是最有利的。
呋喹替尼在美国上市之后，按照同等规格的产品比较，美国市场售价是中国市场售价的24倍。目前这款药物在中国一个月的治疗费用是7500元，美国是18万元。
中国市场患者比美国更多，但国外市场肯定大于国内。“特别是从利润的角度上来讲，那国外的空间要大很多。”苏慰国表示。
从创新药的均价来看，欧盟药品的售价大致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日本的售价大致与欧盟相当。这意味着欧盟和日本市场的售价，可以达到中国市场的五到六倍。
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同样如此。
泽布替尼是第一个中国自主研发并获美国FDA突破性疗法认定、加速批准上市的抗癌新药，第一个获国家药监局附条件批准上市的国产BTK抑制剂。适应症包括了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或小淋巴细胞淋巴瘤等。
2024年，百济神州为这款药物扩展适应症、商业化推广等投入超过4亿人民币；它目前投入的研发及商业推广等费用合计超过了70亿人民币。
2023年全年，泽布替尼的全球销售额12.9亿美元，使其成为中国药企研发的第一款“重磅炸弹”型药物。从这款重磅药物的收入分布、销售总额、销售增速等指标来看，美国市场对于中国创新药物是不可或缺的。
2024 年半年度，百悦泽全球销售额总计80.18亿元，其中，美国销售额总计59.03亿元，同比增长134.4%；欧洲销售额总计10.57亿元，同比增长231.6%；中国销售额总计8.73亿元，同比增长30.5%。目前，百悦泽在中国获批的六项适应症中符合纳入条件的五项适应症已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传奇生物更是把美国作为其新药的首选市场，中国市场的产品上市则推迟了多年。
“他完全是把自己定为一家美国的公司。”一位业内人士评价传奇生物说。
2024年8月27日，传奇生物的细胞治疗产品卡卫荻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上市，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成人患者。
这款药物在2022年就获得了美国FDA的上市许可。2017年，传奇生物就与强生旗下杨森公司签订了一项全球独家许可与合作协议，以研发和商业化西达基奥仑赛。传奇生物负责大中华地区的市场开发和商业化，大中华地区外的全球其他地区则由强生主导。这款药物在2023年第四季度和全年的净贸易销售额分别约为1.59亿美元和5亿美元。
在国内售价120万人民币的CAR-T药物，意味着其受众非常狭窄。而这类药物的制备都是定制化，难以标准化批量生产，这意味着成本难以压缩。
“目标人群非常特殊，定价非常地高。这种在中国没有市场，它这个市场就是在美国，所以说他必须这样去定位。”上述业内人士表示，“这是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
如果美国市场一直为制药企业提供远远超过中国企业的市场规模和利润空间，企业在研发、商业化资源的投放上就不得不有所倾斜。
百济神州、和黄医药以及传奇生物，可以说是颇具研发和创新能力的中国药企了。它们的新药没办法单靠中国本土市场生存下来。苏慰国说，“主要是定价的问题。”
出海服务平台万创普利（VentureBlick）创始人CEO李希烈（Chris Lee）对记者表示：“我认为创新药全球化的需求是很大的，尤其是早期的医疗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很需要获得海外资源，不管是海外的合作或者融资。但关键是如何帮助他们去找到资本，以合适的估值进行合作，我们需要一个更有效地评估和对接的平台。”
李希烈表示，一方面，医疗创新的大投入需要全球量级的规模化回报，另一方面，好的医疗产品也需要国际应用来证明和兑现创新的医疗价值。
一流市场与一流企业
目前一流制药企业集中在美国。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巨大的医疗开支，为创新药物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强生、礼来、默沙东等药企每年动辄几十亿美元的研发投入。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创新药行销全球，重磅药物带来的超高回报。比如默沙东的每年研发投入约千亿人民币，它的K药全球销售超过了千亿美元。
“美国是很特殊的市场，美国FDA批准完全根据临床数据，不考虑价格这些事儿。”美国吸引药企的地方是其市场化定价。张小林表示，“价格都可以往上涨的，只要你能卖得出去，随便你卖多少钱。”
近期迪哲医疗的JAK1抑制剂高瑞哲获国家药监局批准，用于二线治疗复发/难治性外周T细胞淋巴瘤。该公司也在与美国FDA沟通，积极争取在美国上市。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医药市场，目前占全球医药市场比例在40%-50%。中国与美国所处阶段不同，制药产业走了不同的道路。
医疗制度改革进展有目共睹。医保目录更新频次高了，而且创新药物获得了倾斜。过去很多肿瘤药、血液药难进医保，现在单抗、小分子、大分子、生物治疗等进入医保。
中国的制药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做出0~1的创新，国内就能把剩下的1~100部分做好。但在0~1这个阶段，中国医药行业源头创新的药物还很少。
据马军教授观察，现在中国每年有0-1个源头创新的药物，美国每年大约10-15个创新药物，英国、日本和欧洲某些国家大约是0-2个。
“遗憾的是，我们拥有的原始创新的专利权很少，往往都是跟随 First-in-Class的药物。”马军说，创新的药物，要靠历史、靠循证、靠经验来沉淀。
在国内市场受限的背景下，中国创新药企近年来纷纷出海，在美国、欧洲等市场寻找收入来源。这其中，少数中国药企是独立运作其海外业务，大多数药企与跨国公司合作，一起分享海外市场权益。
从长远来看，繁荣的中国医药市场，是中国医药产业向上打破天花板的先决条件。中国只有发展成一流的医药市场，才能孕育出一大批一流的制药企业。
“从战略角度出发，没有哪个国家有很强的医药行业，但没有强大的本土市场。”张小林对记者说。“我们去薅美国的羊毛，把产业建起来是不可能的。”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在2024年中国医药创新政策论坛上表示，我国长期处于全球版图上的价格洼地，谈判价格相较于最低国际参考价的中位价还低约39%。这导致作为全球第二大药品市场的中国，创新药在全球医药市场占比仅为3%，与创新大国的定位显然不匹配。
国家医保基于‘保基本’原则，创新药要全部靠医保来支付，并不现实，医保也无法解决创新药支付的所有问题，创新药支付应该走多元支付道路。
波士顿咨询（BCG）、中再寿险、镁信健康等3家机构共同编撰的《中国商业健康险创新药支付白皮书（2024）》显示，2023年创新药市场规模约1400亿元。据测算，商业健康险对创新药的支付总额约74亿元，占比5.3%。
中国制药产业经过十年的改革和发展，创新的基础已经打下，薪火传承甚至燎原的希望还很大。
复星医药董事长吴以芳亦对记者表示，很多时候，大家研发创新药是带有非常强的使命感。在过去二十年时间里，从国家层面鼓励创新开始，中国生物医药发展迅速，如今超越了韩国、日本，已可以和欧洲国家并驾齐驱，并仅次于美国。近期也很高兴看到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一系列支持生物医药全链条发展的政策，期待更多利好政策出台。
医药关系所有人的生命健康，这意味着它和耐克的运动服饰、爱马仕的奢侈包是完全不同的运行逻辑。医药注定是一个强监管、政策导向的行业，国内国际都是如此。
“政策不好，钱肯定跑了，钱跑了以后人一定跑；政策好了，钱和人才都不用担心。”吴晓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