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管行业近年来快速壮大，其引发的监管套利、资金脱实向虚问题也日益严峻。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指出，业务创新促使跨行业、跨市场的资管产品不断涌现，在分业监管体制下，可能出现监管真空和盲区，不利于监管部门对整体风险的识别和把控。

温彬认为，未来针对资管行业的监管核心应是“限杠杆、限通道、限非标、限池子、限刚兑”等。对监管部门而言，统一资管业务监管标准有利于掌握资管机构的真实风险组合和资产配置情况；提升监管政策的执行力和监管效率，防止监管套利；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引导资金脱虚向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对资管机构而言，促其回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源业务，转变盈利模式，降低对“通道”的依赖，提升主动投资管理能力，防止资金空转，切实发挥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在曾刚看来，目前金融监管部门在抑制过度创新、防止监管套利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未来仍需针对风险比较突出的领域如资管行业等，出台风险防范措施：一方面是提升利率水平，压缩套利空间；另一方面要约束套利行为，提高套利成本。“更为重要的是，资管统一监管仍需明确其法律地位，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使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往来和嵌套可以更容易被监管部门所辨识。”

数字金融监管亟待完善

在FinTech（金融科技）、大数据等快速渗透金融行业的背景下，互联网金融风险成为监管高层关注的重点之一。专家认为，完善数字金融监管框架刻不容缓。

黄益平直言，数字金融对未来的金融稳定会有较大影响。“过去传统的货币政策，关注的是利率、货币供应量、银行贷款。但如果数字金融高速发展，比如蚂蚁金服的余额宝，现在额度到了1.5万亿，这样一个规模的钱放在余额宝，我们是把它看成M0，M1，还是M2？这对货币政策框架提出了挑战。”

黄益平指出，数字金融平台有两个很重要的风险特征：一是参与人风险识别、承受能力较低；二是出现问题时风险传导速度非常快，行业跨度比较大，甚至在很多区域之间不断游走。即便是一个小的数字金融平台，一旦发生风险，可能就难以控制。

黄益平称，行业之间、部门之间的协调必不可少，首先建议建立一个横跨“一行三会”的数字金融监管委员会；其次是对数字金融和对传统金融，要设置统一的监管标准，标准要明确。“中国政府目前也有一些尝试，比如沙盒计划（是指建立互联网金融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实施监管机制创新，设立‘监管沙盒’）、创新中心等。我们可能也要开始学习识别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尝试一些监管办法，看能否像传统金融机构那样做一些压力测试，对资本金、流动性、业务的范围，做一些特殊的监管要求。”

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认为，FinTech的快速发展对传统金融机构业务带来巨大冲击，其累积的风险将有可能是系统性的。监管当局要制定相关的规则、标准。金融监管部门应负责制定完整的Fintech行业监管规则、行业技术标准，有效规范市场进入和退出，为金融科技行业提供有序的公平竞争环境。

谈及如何发展RegTech（科技和监管的有机结合），孙国峰认为，要完善金融监管的双支柱。一方面是微观层面的功能监管，要建立Fintech行业监管规则，实现风险监管的全覆盖，避免监管空白，要进行穿透式监管，把资金来源中间环节和最终的投向，穿透连接起来；另一方面，在宏观层面，要完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要通过宏观审慎的监管，采取逆周期的操作，避免顺周期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