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如果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北京劳动力供给拐点则可能出现在2020年前后。这是因为支撑北京流动人口供给的五个大省——河北、河南、山东、安徽、黑龙江，五省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会在2020年以后呈现减少态势，合计将缩小约400万人左右，届时可能会对北京劳动力资源的补给产生一定影响。”尹德挺撰文指出。

对此，上海社科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表示，对于大城市的人口调控，更应该注重人口结构、素质和合理布局。

大都市圈人口须统一布局

除了超大城市人口结构问题，近年来北京、上海周边的燕郊、昆山房价暴涨，还让社会各界认识到大都市圈人口统一布局的重要性。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认为，目前工作在北京、上海，居住在燕郊、昆山等潮汐式工作生活带来的交通、教育、医疗等问题，仍然需要大力统筹协调解决。

有专家曾测算，按2014年末昆山全市流动人口达175万人计算，如果每个外来人口市民化社会成本约为15万元至20万元，政府需要投入超过2600亿元。

张车伟认为，城市在向外扩张的同时，相应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适时跟进，合理配置，才能促进人口的空间优化。在都市圈，应加强中心城市与其它城市的密切联系，加快同城化进程，促进公共资源在城市间和区域间的合理分布。在疏解特大城市中心城非核心功能的过程中，应积极对接产业转移，合理规划产业布局。选择在人口居住密度高且规模较大的区域附近布置相关产业，吸引就业人口从中心城区向郊区新城转移。

中心城区人口比例不宜超40%

结合国内外大都市人口调控的经验，一些专家提出，中国特大城市人口调控应通过优化人口空间布局，改善人口结构，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匹配平衡。

首先，应通过设置结构性指标，优化人口空间分布。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从人口分布的角度来看，国际大都市都呈现从中心向外围扩张的态势，逐渐形成规律性的圈层空间结构。以纽约为例，纽约大都市圈由内而外分为四层，分别称为城区、内环、中环、和外环，各层人口比例分别为37%，23%，28%和12%。伦敦都市圈分成内伦敦和外伦敦，人口比例分别为40%和60%。可见，中心城区人口比例以不超过40%为宜。

对此，应通过产城融合构建职住平衡体系。郊区新城应积极承接产业转移，解决职住分离问题。在疏解特大城市中心城非核心功能的过程中，应发挥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低廉优势，按照整体功能定位，积极对接产业转移，合理规划产业布局。

第二，应以公共服务和资源引导人口流动，保持人口活力。

尹德挺认为，北京需要处理好“舍”与“得”的关系，给京津冀地区其他城市留下更多的发展空间，必须通过城市功能的转移、产业链条的整合、交通规划的串联以及科技文化的引领，带动首都人口的输出，促进周边城市的人口回流。

警惕大城市病向外蔓延

有专家指出，人口调控需要在平衡各方利益和综合全局政策的背景下，结合中国现阶段城市发展规律和户籍改革方向进行探索。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燕郊、无锡等本属于京沪都市圈的地方，无论在人口还是经济统计，都与京沪无关。这些行政区划上的割裂，必然会导致公共资源投入的失衡，进而制约都市圈人口承载力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与此同时，还有可能导致大城市病从大城市向外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