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蓄积的生育需求集中释放,出生人口数量明显增加。
李桂平介绍,据合肥市卫计委最新数据统计,2016年合肥市各级助产机构分娩量124812人,比2015年增长了29.3%;全市2016年1-11月孕产妇建档人数达111889人,比2015年同期增长了56.89%,预计2017年分娩量达158000人。
“随之而来的高龄高危孕产妇比例增加、专业技术人才短缺、产科儿科风险大回报少人才流失等现状,医疗服务资源未能跟进。”李桂平表示,这让医疗机构面临极大挑战。
床位少?政府可租赁、购买床位
“目前,最现实的是产科床位供不应求。尽管有研究称,目前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有降低的趋势,但各大医院的分娩量显著增加,一床难求的现象已经显现。”对此,李桂平建议,政府可以通过租赁、购买等方式,为综合医院、妇产科专科医院扩充床位。
“还可以通过组建妇幼健康服务联合体、远程医疗、对口支援等方式,促进优质妇幼资源下沉,鼓励省市级医疗机构与社区或基层医疗机构纵向联合,缩短住院日,形成分工协作、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李桂平认为,通过医疗机构间的共建共享,可以减轻床位压力。
应对人才短缺 建议部分医护人员“延迟退休”
除了医疗设施等硬件面临不足的问题外,李桂平表示,医疗队伍的人才短缺也在“二孩时代”不断放大。
“目前,虽然全国有78所高职高专院校和3所本科院校开设助产专业,但每年大专以上的毕业生不足5000人。”李桂平介绍,目前助产士的培养体系、使用机制尚不够完善,但助产士有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技能操作要求严格。由于没有注册准入制度、晋升困难等诸多原因,许多助产士相继离开助产岗位,造成助产人员紧缺。
为此,李桂平建议,为应对生育高峰,从宏观层面看,可以从人力方面的政策逐步调整,比如“延退一批、回流一批、新进一批”。
“助产士这种紧缺岗位,是否也可以延至60岁退休?”李桂平解释,所谓“回流一批”是指,助产士需要取得助产证才能上岗,对于那些有助产证但不在助产岗位的人员,要争取回到助产岗位。
“新进一批是对于助产士这种急缺人才,在入职指标上建议适当放宽标准,也可以帮助一些其他岗位的护士转岗到助产岗位。”李桂平称。
建议建立助产士准入制度
李桂平还表示,国内助产专业发展缓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尚没有建立助产士准入制度”。
“国外很多助产士有处方权,专门有助产士成立的分娩中心。北京的医改政策中,已提出要探索护士执业制度,鼓励护士开设护理机构和独立执业。如果助产士有了处方权,就可以开设分娩中心,接待自然分娩的产妇,同时与大医院设立绿色通道,一旦有异常可以立刻向大医院转诊。”李桂平认为,如此可以有效减少三级医院资源的占用。
“这样,未来在社区服务架构里,助产士能以伙伴身份在妇女妊娠、分娩和产褥期为母婴提供必要的支持、照护和建议,为孕产妇提供全程连续性服务。”李桂平称。
建议多层建筑 加装座椅式电梯
合肥市政协委员毛欣然说,随着老龄化时代的来临,养老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除了立于“聚光灯”之下的养老难题、医疗保健、精神需求等热点问题之外,还有一个细节同样值得关注。“很多老年人都居住在老房子里,这些房子大多都是多层建筑,没有电梯。对于腿脚不灵活的老年人来说,哪怕是三层、四层楼,都可能将他们‘困’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