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胡怡建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2017年减税降费的主要在于“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存在减的空间。相比起更侧重“结构性”的减税，“费”是通过总量减来降低宏观负担。此外，不能把减税降费看成是临时性的、应对性的举措，而是应该从制度层面考虑，给予法律和制度性的保障。

杨志勇也指出，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要逐一分析，没有必要存在的就取消，可以存在的，也应该研究下调的力度。社保缴费还可以适当下调。还有一些能源资源产品的定价可以更多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少以“节能减排”名义维持较高的价格。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去年展开的大规模“降成本”调研发现，税费等显性成本之外，一些隐性的制度性成本才是真正让企业感觉负担沉重的原因。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从长远来看减税仍有必要，但减税相对容易，更难的是推动经济社会改革。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指出，还要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推进“放管服”改革，推进“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降低税费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并与“双创”和发展新经济紧密结合、互促共进，进一步打破体制机制障碍，释放新的发展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