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层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关注并非空穴来风，过去十几年间，受制于制度、监管规则、市场容量等因素，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一大批互联网高科技企业纷纷选择了在美国、香港等地上市募资，像腾讯和阿里这样用户和利润主要来自于国内，而上市地在国外、与国内散户投资者无缘的现象令不少市场参与者一声叹息。

如何在监管规则和市场呼吁过程中达到平衡，是管理层正在研究的主要问题。

在制度层面，要让此类企业顺利在A股融资上市，需解决多个难题。

第一是盈利门槛。

我国的《证券法》对公司上市设定了明确的盈利门槛，如A股主板上市需要连续3年净利润超过3000万元等。不过，由于互联网行业特殊的业态以及强竞争环境，很多企业在上市融资之时难以满足国内证券法所规定的盈利门槛要求。相比而言，纳斯达克等海外证券交易所对企业的经营门槛要求则要宽松得多，更看重的是互联网企业的高成长性和市场份额，而不拘囿于一时的亏损。例如，推特在2012年净亏损7940万美元，但在2013年成功上市。京东、去哪儿网等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时候也是净亏损的。

第二是股权的VIE架构。

据不完全统计，赴美上市的中概股中有60%的企业采用了VIE架构，其中互联网行业VIE架构占比几乎接近100%。

由于互联网公司在创业阶段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又难以从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获取融资，所以不少互联网企业经过几轮融资之后股权结构中往往都有海外风险投资机构的身影。同时，为了绕过对外资的行业限制要求，不少互联网企业选择采取离岸注册VIE的形式进行运作。

例如，BAT三家巨头就都采取了VIE架构，源头是各自在开曼群岛注册的一家离岸公司。这种公司治理架构到了公开募股阶段则与国内相关上市规则产生了冲突。另外，海外上市也方便于前期外资风投资金退出；而如果在国内上市的话，受跨境资金流动管理的限制，前期外资风投资金的退出程序则要复杂得多。

第三是同股不同权问题。

《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股东出席股东大会会议，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该规定是同股同权的法律基础。但BATJ公司中，大量存在同股不同权的现象。比如百度的李彦宏虽然占股16.1%，但是B类普通股享有1：10的投票权，从而掌控了百度公司60%以上的投票权；刘强东持股京东15.8%，却拥有80%投票权。

A股确实欢迎拥有核心技术的高精尖企业，但也需在规则框架下将真正具有实力的好企业迎进来，为提速增效，A股或采用授权的方式解决法律限制、修订部门规则，在IPO、再融资、并购重组等方面全方位拥抱新领域优秀企业的同时，配套推出投资者保护、从严退市等相关制度，区分假创新和真创新，避免一批垃圾公司以新经济新业态的名义跻身A股市场。